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