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30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30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