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与滇西远征军会师缅甸芒友，全面打通中缅公路。这条公路曾经是史迪威提议建造，最后也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
驼峰航线与飞虎队
滇西反攻战中，1944年8月，腾冲连日阴雨，地面交通经常受阻。为了把急需的武器、食品送到前线，飞虎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空投补给。
亲历腾冲战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Burwell Lewis在他的回忆文章《死亡的日本人和牵牛花》里提到，“很多老的中国部队没有通讯器材，也没有地面供应系统。每一磅大米、每一发子弹都必须通过空中供应。空运工作每一天，甚至每一英里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气候和山脉的融合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安全的原因，‘空投目标’都在一些难以想象的、几乎到达不了的地方——峡谷、隐暗的溪谷和高山密林中，以及永远都躲藏在厚厚的雨季浓雾的山巅上。”飞行员的选择是，“驾驶着飞机在乌云和山峰之间狭窄的缝隙中，沿着峡谷的河床低空迂回滑行;要不就钻出偶然出现在迷雾中的空洞去寻找空投目标。两者都是前途未卜的航行”。
1944年8月，继滇缅公路封锁后，驼峰航线仍是当时惟一的运输路线。
驼峰航线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自从日本陆军第5军飞行师团战斗机进驻密支那，专门拦截这条航线的美军运输机以后，航线被迫向北绕行，飞跃“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南缘山脉，因此，驼峰航线也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因距离日军占领的密支那较近，很少使用。北线起于印度汀江机场，向北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南部，在喜马拉雅山飞行一小时后，再折向东方，飞跃云贵高原的怒江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过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山峰高度超过17000英尺，飞行高度最高达25000多英尺，全长700多英里，在中国的主要基地有昆明、呈贡、陆良、杨林、嵩明和沾均等机场。
驼峰航线沿途山峰都在3500～7000米之间，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13000英尺之上，上下忽升忽降多次。这些地区大多属于高寒无人区，山峰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狂风暴雨，云雾弥漫，云层中悬着冰粒，时而闪电雷鸣，时而飓风骤起，忽阴忽晴，气流忽强忽弱，变化莫测，飞机失事率相当高。
1941～1945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由驼峰航线来完成的。
根据《白宫文件》记载：“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一共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3架;牺牲和失踪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驼峰航线的飞机从开始的几十架到1945年夏天的330架，在中国国内的运输线上服务。1945年7月空运量达到最高峰71042吨。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驼峰航线共动用飞机1000余架，运送各类物资近80万吨。这些物资包括汽油、武器弹药、医药及医疗器材、车辆、各种机器设备和军用被服，在当时的大后方流行着一句话，“一滴汽油一滴血!”没有美国援华的作战飞机、第14航空队的飞机，以及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飞机，就不可能将军用物资直接经驼峰航线运到中国。
1946年，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记载：“至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落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们称为‘铝谷’。在天气晴朗时，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堆，作为航行的地标。”这就是中美飞行人员用鲜血和生命铺设而成的“航标”。
云南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温暖的国际友谊的故事。1943年，一个叫卡尼尔的飞行员驾驶战机被日军机枪击中，被迫在腾冲界头跳伞。落地后，小学教师熊廷和与村民们救了卡尼尔的命。卡尼尔和村民约定，“以后我驾机经过此地上空，就放三枪，表示对你们的感谢，Thank you!”后来成为笑话的是，不懂英语的村民把“Thank you”听成了“三克油”，还私下议论，“这个美国人还是蛮小气的，一次只给我们三克油!”
为了配合飞虎队的行动，美国政府和当时的国民政府都做了较好的宣传。政府向偏僻地段的山民们讲述美国人金发碧眼的长相，让大家一旦碰到失事飞行员，可以及时救助。李根志说道，当时几乎每隔10公里就有一个小学，每个小学会安排一个会英语的老师，一旦发现迫降飞行员，可以及时通知县政府，提供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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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包括腾冲在内的中国滇西城市，也正是因为其作为交通要道的战略位置，将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历史大事件紧紧绑在了一起。西南川滇黔三省成为支撑我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后方基地之后，云南于1938年发动组织数十万云南民众，紧急改扩、抢修了起于昆明，经楚雄、大理、保山、德宏、连接缅甸东北铁路终点——腊戍的滇缅公路。并且在东南亚爱国华侨的支持配合下，开通了从缅甸仰光至昆明的后方交通运输线，把大批盟国援华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战场。这之后，围绕着交通运输线的争夺战不断展开。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史迪威公路，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评价说，云南的抗日历史，就是一场中日双方争夺交通线的历史。
战争在腾冲留下的印记直至今天仍旧清晰可辨。落成于1945年7月7日的国殇墓园，是中国现今规模最大的抗日烈士陵园之一，80多亩的陵园紧邻县城西南来凤山北麓，其地形如一口巨钟，取“警钟长鸣”之意。看着3000多块半米高的青石板墓碑插满山头，“上等兵舒云宽”、“中士班长陆泽民”、“上尉傅云生”……9000余名抗敌勇士的生命因为这些具体的名字显得鲜活而沉重起来。
始建于1921年的英国驻腾冲领事馆还挺立在街头，灰色火山石砌成的坚硬四壁，弹痕累累。每个家庭都有着相关的记忆，即使是1945年出生的腾冲人李正，从出生的那天随时随地可以听到父母、邻居、军人对这场战争的谈论。在残破的腾冲城中长大，“小的时候上山摘水果，对腾冲城的残破印象非常深，北城城楼破了一个通天的大洞，城门倒在一边;西门、东门炸塌了，南门已经没有门了。城里很多人家墙壁都是大块的弹痕，很多老百姓把战后破旧的木料拼凑起来搭起房子。有一家人，一个柱子上就有上百个枪眼”。
或许正是因为记忆的笔触随处可见，云南研究历史的民间人士特别多。从商人到作家，从媒体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用保山市博物馆前馆长李枝彩的话说，“几十万人的军队打了几年的保家卫国战争，这在云南历史上是第一次”。
2004年7月31日～8月4日，60年前炸开腾冲城墙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克利福德·隆又一次来到腾冲，悼念留在中国的青春岁月和远去的枪炮声。几十年来，当年占领腾冲、惟一生还的日本守兵吉野孝公也几次重返腾冲，在国殇墓园前久久伫立。
滇缅战场，这块在中国抗战中最早光复的土地，也记载着当年中国抗日国际合作的艰辛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