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官方如此“避重就轻”，显然是权衡政治利害之后的选择——首先，森皮尔之父时任英王乔治五世的助手和私人秘书，“任何审判都会给国王和政府带来尴尬”。第二，如果公开起诉森皮尔，无异于告诉日本人：英国情报部门已成功破译了你们的密码并监控了贵国外交系统的通讯。至少在当时，处罚森皮尔似乎不符合“长远利益”。
证据确凿却屡次脱罪
史料显示，从1932年到1936年，森皮尔受雇于日本主要军工企业之一三菱重工，担任后者派驻欧洲的技术和商业顾问。匪夷所思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有“前科”的他居然顺利进入英国海军部空中装备局任职，获准接触新式武器的机密信息。1941年6月，军情五处截获了伦敦和三菱之间的密电，显示森皮尔领取了日方报酬。军情五处由此怀疑他仍在传递机密情报。此事被通报到英国检察总长那里，检察长阻止了起诉，而是再度以“严厉警告”代替。
1941年8月，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编者注：该舰随后被派往东南亚，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炸沉)上举行“大西洋会晤”，讨论了大量高度机密的事项，其中包括美国对英军事援助。就在当月下旬，英方截获一份来自日本的公报，上面详细记录的正是这次会议的内容。丘吉尔等闻讯后冷汗直冒，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更令人不寒而栗：泄密者正是丘吉尔的好友、广受尊敬的上议院议员威廉·森皮尔爵士。
英国首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1年10月9日签署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让他(森皮尔)离开吧，现在还来得及。”奇怪的是，当海军部通知森皮尔，“要么选择体面下台，要么被解职”时，此君居然表示抗议。丘吉尔随后的表态也让人意外，他说，“我还没考虑要求森皮尔爵士走人，只是让他在海军部的其他部门任职。”解密文件显示，首相的助手德斯蒙德·莫顿，曾于1941年10月17日提议，“第一海务大臣可以安排他到苏格兰北部去。我建议……通知军情五处，让他们做好预防。”
日军没有给英国人亡羊补牢的机会。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后几小时，炸弹便落到了驻远东英军的头上。6天后，“无需再忍”的情报人员突袭了森皮尔的办公室，搜出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据信，它们都已被泄露给日方。12月15日，森皮尔在给日本驻英大使馆报信时被逮个正着。铁证如山，他实在无法抵赖，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当议会下院要求对这起间谍案进行司法调查时，丘吉尔再次出面阻止。英国华威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研究了相关史料并分析称，丘吉尔担心，假如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好友将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敌人，日本间谍渗透到了英国的心脏，最终很可能葬送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丘吉尔和森皮尔一边把盏一边谈论战局，接着，森皮尔就把丘吉尔的话全盘转告给日本使馆。如果这种事被诉诸法律，丘吉尔将非常尴尬，这跟首相自己泄露机密差不了多少。丘吉尔特别爱喝酒，并且特别爱交际，谁知道他酒后会跟人说些啥?”
英日两国双双为他授勋
与那些见钱眼开的小角色不同，森皮尔身居高位，其间谍行为造成的危害是战略性的。
1922年，日本海军还无法和英国相提并论。到了1930年，两国军舰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旗鼓相当。按照理查德·奥尔德里奇的观点，由于森皮尔和另一名杰出英国飞行员弗里德里奇·鲁特兰德的背叛，日本的航母编队仅用7年就可和英国同行一决高下了。他详细解释说，“森皮尔向日本人提供了最先进的设计方案，诸如飞机引擎、炸弹、以及在航母上使用的各种设施”。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日本不会有那么多先进的海军航空力量用于攻击珍珠港。也许日本会提出其他方案，但偷袭珍珠港的可能性将降低。”
尽管解密文件显示，森皮尔获得了日方提供的报酬，纪录片《新加坡沦陷：大背叛》的制作人保罗·埃斯顿，更倾向于从他的思想层面找原因。他强调，森皮尔向来同情轴心国，与“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发表过极右翼政治观点，在多个支持纳粹的组织(如“英国人-德国人联谊会”)中活跃。埃斯顿补充说，“我想，他肯定认为英国不应该与德国作战，而应与德国和日本结盟，合伙攻打苏联。”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上流阶层，有很多人真正的担忧是，共产党掌权后会夺取他们心爱的不动产，如同后者在苏联所做的那样——发生在末代沙皇身上的惨事，在英国贵族阶层里产生了强烈反响。”
逃脱法律惩罚的森皮尔于1965年去世。此前4年，他因对“英日友好关系的贡献”获颁日本政府的勋章。滑稽的是，英国当局在同一时期也为森皮尔授了勋。回头看来，此举或许是某些当事人为了掩盖自身防范“内鬼”不力，进行的自我掩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