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力量承载记忆
仅以个体的力量，显然无法完全承担民间抗日记忆的保留与传承重任。许多人开始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建立公益组织或是博物馆的形式，既保护那个时代的文物，也帮助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正如崔永元纪录片“我的抗战”首席记者郭晓明写的那样，“多少生动的故事，都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永远地消散了。”除了实物纪念抗战外，许多曾经历抗战的老人，如今被人们当作那个岁月的见证，民间的力量在自发地关注着他们。
曾经的调查记者孙春龙，在深圳成立“龙越慈善基金会”，基金会致力于“老兵关怀计划”、“老兵回家”、“遗骸回家”和“历史回家”四方面的工作。在孙春龙的微博里，详细地记录了志愿者们领取着微薄的工资，无怨无悔地为完成老兵的心愿而做的努力。
“以前对这些鲜活的个体的历史记录很少，但这些士兵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使得抗日这个大的历史更为丰满。”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孙春龙认为，以往对于历史的记录过分集中于高官和将军身上。多位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孙春龙将正在进行的老兵口述历史称做“抢救性的工作”。他不无担忧地表示，这些老兵现在年龄都很大了，甚至有不少已离开人世，所以需要尽快记录。但由于人力、财力有限，孙春龙和他的团队，目前只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老兵生活的照顾。他告诉记者，在过去三四年里，他们已经帮助了两三千名老兵，靠的全是社会捐助。
如今，在救助抗战老兵的爱心名单上，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志愿者和团队名单。其中既有孙春龙、孙冕、杨锦麟、崔永元等媒体人，也有一些专业的公益人士。
民间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其中不少正在流逝。因为不忍看到这段历史的痕迹被抹去，南京人吴先斌和四川人樊建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博物馆，来永久地存放抗日记忆。
吴先斌以“一无内兵、二无外援”来形容他创办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作为一座与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城市，南京虽然有大屠杀纪念馆，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需要一个视野更开阔的民间博物馆，既能捍卫历史，也可为民间人士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于是从2006年起，他出资建了这个博物馆，并一直以个人的财力支撑。
如今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每年接待1万多人免费参观，也承担了许多交流与讨论，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平台。“国际上都把博物馆作为一个思考的地方，我希望能够为人们保存记忆、深入思考提供一个场所。”吴先斌表示。
纪念方式与时俱进
令许多致力于保存民间抗日记忆的人士稍感欣慰的是，近些年参与者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政府开始支持这样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急需填补的空白。而抗日民间记忆保护工作本身，也在与时俱进。
同样致力于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四川人樊建川，希望在201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70周年时，建成“侵华日军罪行馆”，于是决定采用时兴的众筹模式，预售一部分纪念门票，用于陈列布展和补充文物。
孙春龙采用时下的“微公益”方式，为关爱老兵募集资金。在淘宝的“关爱老兵公益店”里，分门别类地列出了可以捐赠的项目，如“特别关注生活自理困难老兵”，“圆梦行动：老兵回家”，“10元关怀，百分致敬”等，还推出了分省捐赠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