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顺，日本侵略者于1907年至1918年制定实施了两期煤炭开采计划，把改造矿源、加速掠夺抚顺煤炭资源列入“满铁”计划中。1907年4月，抚顺采炭所归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经营，更名为抚顺炭坑，日本人松田武一郎任炭坑长;1911年6月，抚顺炭坑更名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抚顺炭矿，由日本人松田武一郎任矿长。
日本侵略者还制定了将杨柏堡、古城子两露天矿合并变成现在的露天大坑的计划。1923年他们着手东露天矿新市街的土地收买，并将旧市街向新市街迁移。1932年4月，把新市区交给地方部管理，把旧市区置于煤矿管理之下。1936年4月，杨柏河的改道工程开始，1938年，杨柏河堡的改道工程竣工，第二年杨柏、古城子两露天合并实现了综合露天矿。
随着抚顺千金寨煤矿的开采，抚顺工商业日渐繁荣，商业中心也由抚顺城移至千金寨，有239家较大商户集中于千金寨的中国街，占抚顺商户的51%。其中，邵让之靠租金发家致富，凭借雄厚的资本成为抚顺地区商界首富。他除了拥有第一商场，在千金寨还经营粮栈、油坊和其他商品，效益颇丰，成为日本商人竞争的对手。
1936年，为更多掠夺抚顺煤炭资源，日本侵略者决定破土开采西露天矿，强行千金寨商户、居民搬迁。他们公然废除《充填采煤法》任市街沉陷，陆续在井下放炮取煤使房屋龟裂，迫使中国居民搬迁。邵让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霸占行径，多次与日方抗争，最后日方以填平杨柏河(今抚顺发电厂东侧南北马路至二道街一带)作为补偿，给商户(包括邵让之)选了搬迁的新址。杨柏河填平之后，1937年，在新市街千金寨经营皮庄、布庄、染房、粮铺、茶庄、酒局、鲜货、梨窑、肉铺、三鲜庄、金店、药店、洋行和钟表店等44类商品的商户，和千金寨8万余人，被日本侵略者强迫迁到新抚顺，千金寨破土开矿，被今日的西露天大坑所取代，繁荣的千金寨从此消失了。
据有关档案材料记载：自1907年掠夺抚顺煤炭23.3万吨始，到“七七事变”止，每年掠夺的煤炭量都是直线上升的。1911年，煤炭产量从1907年的23.3万吨上升至131.1万吨;1930年抚顺煤矿的煤炭产量猛增到793.6万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是加紧了对抚顺煤炭的掠夺性开采，1934年煤炭产量上升至942.1万吨。即使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日本侵略者还从抚顺掠走325.4万吨煤炭。由此可见，日本对抚顺煤炭的掠夺疯狂到何种程度。
从1910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抚顺煤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疯狂地进行掠夺。先后建成大山坑、东乡坑、古城子第三露天掘、古城子第二露天掘、万达屋坑、东岗露天掘等矿井。
1936年，抚顺煤矿的开采技术、采煤效率已相当于日本国内的水平，由最初日产煤300吨增长到日产煤2万吨。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矿工的剥削却愈演愈烈。日本侵略者采取“人肉开采”政策，不顾矿工死活，强迫矿工每日要出工12至13个小时，日工资却少得可怜。矿工日报酬为：甲级小洋3角9分;乙级小洋3角4分;丙级小洋3角;丁级小洋2角6分;戊级小洋2角3分，这仅相当于日本国内女矿工工资的40%。矿工的生活状况困苦不堪。
据档案资料记载，从1905至1945年，整整40年时间，日本侵略者从抚顺共计掠走了近2亿吨的优质煤炭，攫取了高达26.28亿日元的高额利润，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抚顺煤炭资源的罪行已经铁证如山。
而这恰恰就是造成抚顺煤炭资源加剧枯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
在中国东北，除了辽宁抚顺，还有本溪、辽源、通化、鸡西、鹤岗、七台河、蛟河、营城等一大批工矿城市的优质而又丰富的煤炭资源，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到了日本侵略者长达40年的疯狂掠夺。在这期间，日本侵略者究竟从东北地区掠夺运走了多少煤炭，从中牟取了多少非法利益，而由此所造成的东北地区煤炭资源加速枯竭，并直接影响后世的可持续发展，等等，一系列历史性社会性问题，或许很值得今天的中外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乃至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电影电视剧编导们进行深刻反思和深入探究。而这恰恰也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迫切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