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部队西征热河，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毕竟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进入1935年，世界和中国的局势都发生了急剧而明显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广田(弘毅，日本首相、甲级战犯，1948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与日“满”合作、中日共同防共)……中华民族的确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亡国灭种已经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现实威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主张的国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方兴未艾，从华北发起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进入邻近华北和东北的陕甘宁抗日前进阵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中国革命已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进入“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着这片热土，注意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
早在长征途中，在1935年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在长征到达陕北和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立即于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者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五大”演说中荒唐无耻的卖国辩。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指出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恢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鉴于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同时又已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继遵义会议之后，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鉴于主力红军在地理上与东北更加接近、介于西北和东北之间的华北地区又即将成为抗日战场的现实，会议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配合的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主力红军东征直接对日作战、加紧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此，决议作了如下的论述：
“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引者注)，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如下……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