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毛泽东又亲拟电报复告刘邓，冬衣动手自制，每人发一件棉衣，严寒时再发一条夹裤，并规定“……其办法是，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南下纵队送银元(愈多带多好)清还，分文照付。如此不但不会丧失军誉，且会增长军誉。惟须向商民说明理由，办理须有秩序，须派出多数有能力干部去做，以免苛扰。”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76页。
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筹措过冬棉衣的战斗。
六纵把筹措过冬棉衣的任务交给了十七旅。
10月7日，十七旅攻占长江边上的商业重镇团风。这次作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棉衣原料。
原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们出发前，旅副政委韩民给部队进行了动员：“我们这次去打团风，目的就是去背布，其他东西都不能拿。我们是为全纵队背布的，是共产党员就要带头积极背布，不背布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犯嘀咕，这打的什么仗呀，怎么能这样讲呢?是否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很多，我就是没听说过背不背布也是一条标准。想归想，我还是跟着部队出发了。
十七旅经过急行军80多里，于深夜12点到达了团风。团风只有敌人一个保安团，十七旅的枪一响，一个保安团立即作鸟兽散。团风虽然轻而易举地打下了，但周围都是敌人，天亮前一定要安全撤出，各个团立即全力投入到了“借布”行动。
但战士们一开口就碰到了钉子。按照规定，要把布匹作价多少，给群众打借条。但许多布店的老板不同意：“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给个条子，我有什么用?”战士就低三下四地说好话：“你就算救济，也要借给我们。”不管怎么说，大军压境，不借也得借，比较大的商家，看着像土豪，干脆没收，省得他啰嗦。
原四十九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当时我是带着警卫连一个班进入团风的，进去后，看到一家门面房里亮着灯光，我隔着门缝一看，里面正好是个布店，有个老头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算账。我把门敲开，走了进去，老头忙毕恭毕敬地招呼我们：“老总，请坐请坐。”又是递烟又是倒茶。我对他说：“老先生，不要叫我老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大军!”老头忙双手捧着递给我一杯茶：“是是是。”我就对他说：“老先生，我们解放大军在这里有10多万人，要过冬，战士们没衣服穿，现在还是穿单衣，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布?”老头声音一下子变得低了：“借几尺?”这时团长苟在合过来了，他站在门口，大声地冲我吆喝：“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快一点!”我忙跑过去低声地对他说：“这里是个布店，我们正在给老乡做工作，他在问我们要借几尺布。”苟在合瞪了我一眼：“借几尺?你告诉他，统统借走!”我忙回来对那个老头说：“老先生，我们要把你所有的布都借走!我给你说清楚，不是不还你，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政府以后会还给你们的。”老头用身子挡住了布，叫了起来：“不行啊，我要靠这些布吃饭啊!”我只好硬起心肠，对他说：“现在顾不得了，你这大概有多少布，我打个借条给你。”我说着就写了个借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招呼警卫连那12名战士：“来，搬布!”战士们开始动手搬布，那个老头跑到我跟前，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不停地哀求我：“老总，给我留一点，给我留一点!”这时，从里面又出来了一个老太太，两人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哭着喊：“老总，给我们留一点，留一点!”他们都是老百姓啊，过日子也不容易。我的鼻子发酸，使劲忍住泪水，把他们扶了起来，给他们说：“老乡，我们这么多大军要过冬，没吃没穿的，你们也要体谅我们呀，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你们把借条收好，等全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还的，我们一定要还的!”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杨锦华还鼻子发酸：“战士们把布取下来，我们赶紧背上就走，我真怕自己再待一会儿就心软了，把布都留下了。大别山人民为刘邓大军站稳脚，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杨锦华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一直挂念着团风的这家布店。1956年他到北京的政治学院学习，听说有个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也在这里学习，杨锦华忙跑去问他：“1947年10月份，我们在团风借了老乡许多布，你们还了没有?”这个副司令员说：“这事我们都知道，政府已经赔偿了，工作很深入，挨家挨户地调查、登记，有借条没借条的都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