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苏区时——他不是知道从红军代表那里知道苏区的范围了吗?他骑马跑了，跑到苏区。我父亲说，军事上国民党败给共产党，他们在情报上也不行。一进苏区，他明显就感到气氛不一样。他跟一个老头打听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就是当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人家不告诉他，说不知道这个村子。其实是知道的，因为跟那个村子已经离得很近了，这说明我们党教育群众教育得好，老头一看这人穿着一身军装，上来就问苏维埃，就不告诉他。这时，旁边有个年轻人搭话了，问：你从哪儿来?我父亲说：我从19路军来。又问：你姓什么?我姓周。那个年轻人就说，那你跟我走吧。就把他带到那个村。从那儿，派了游击队的一个班，送他走了16天，到了瑞金。
“就是在福建一接上头，中央让你回来，就沿途布置好了接应，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人接头。”
到了苏区以后，朱总司令接见他，给他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还是和原来说的一样，大意是：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如果蔡不来，士第也要来。这封信署名贺龙和聂荣臻。
他先在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中，任军委干部团级以上干部队科长、队长。
“到了陕北以后，由罗贵波和董必武介绍，我父亲重新入党，因为已有7年时间组织关系断了，脱党了。当时给他的结论，大意是，一、重新入党;二、党龄从1924年算起;三、通过党的审查，在脱离党的期间，没干过一件危害党的事情。”
此后，周士第先后任第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晋北战役，参与指挥晋中、太原、扶眉、进军西南等战役。进军成都后，还当了大概几个月的首任的成都市市长。
“1955年授上将时，我父亲54岁，算是年龄比较大的，我岳父肖华39岁，是最年轻的。”
1941年，关向应(右起)、彭真、林枫、周士第、贺龙等在山西兴县
■父亲也就在散步时和人打个招呼，说几句话，但不登门拜访
有人跟周坚聊天的时候说到过，像他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包括后来的“文革”中，都没怎么受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说，算是很不错的了。
周坚有时候也琢磨这个事儿。在周坚看来，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他早就不当权了，就没人搭理你。”他认为，这一个是父亲退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
“1960年我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切除了一叶肺，那时他已经接近60岁。第一次手术大概做了五六个小时，我妈说她晚上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一去，我父亲不在病房里。人家告诉她又推进手术室了，做第二次手术，因为胸腔有个毛细血管没扎死，胸腔渗血、积血。
“那以后我父亲一直养病。后来他当过三届的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和人大常委轮着干，一届政协一届人大。去世时他是总参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