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高扬中国之行的笔记中，谈及的只是他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即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就中共对内外政策、苏中关系方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广泛会谈中，与莫斯科方面往来的电报。文章扼要地讲到一些讨论过的问题，很不完整，有一些问题根本就未提及，下面发表的是米高扬与联共(布)领导人往来电文的摘要或全文，按其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过的基本问题加以分类整理。
这些资料表明，在米高扬的笔记和不久前发表的C·T·齐赫文斯基院士的文章中，极为详细地阐述了1949年1月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中对南京政府在1949年1月8日至9日，请各大国首脑居间谈判中国停止内战一事的态度。米高扬掌握的往来函电，可以补充说明此事的许多闪光点。
美、英、法几国政府和外交代表，为了防止国民党制度的垮台，非常希望停战，姑且不论其它，单说国民党制度一垮台，就必会使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剧增，所以他们接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试探苏方的立场。他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四个大国对此问题协调一致，这次行动才会富有成果，当时，我在苏联驻南京使馆任一等秘书，所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大使罗申，直到1月下旬也未接到莫斯科方面对此问题的指令，现在才真相大白，原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在通过信函相互协调看法，致使指令延误发出，在这种情况下，罗申以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回避了1949年1月8日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会晤，美国外交部长本打算在会晤中向他及三国大使面交南京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来罗申又以同一借口回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倡议的同这几位大使的会商。
从莫斯科与西柏坡之间就这一问题往来函电的资料中看出，苏联和中共就南京政府的请求一事，于1949年1月14日最终互换电文取得一致态度。根据商定的情况，苏联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17日，向中国政府驻苏大使转达了苏联方面的回答。
然而，西方大国捷足先登，赶在莫斯科之前答复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特别提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后来发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录有司徒雷登从中国拍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它发明司徒雷登确信苏联方面不会同意参与调停。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对美国如此迅速、消极的反应，都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有许多重要的理由说明，南京政府关于调停的建议，是得到美国政府代表们认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产生了疑惑。这似乎由于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会谈中，米高扬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当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他记及旧事时说，当时，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针对南京政府的请求说，对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之事，必须严格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