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毛泽东对战友的生死去留挂怀于心，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建议。
博古等人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反对意见，说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身负重任，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
事后证明：王稼祥参加长征，是对党的集体领导的有力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一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相当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命运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就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
据作家黎汝清在《湘江之战》中记述：带不带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和项英还颇费了一番斟酌。1934年10月7日夜晚，三巨头交换了对苏区中央分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项英叮咛博古、李德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
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博古本来不同意毛泽东随军出发，他们怕毛泽东难于驾驭，怕他在红军中施加影响，夺回失去的权力，但他们反复权衡，认为带毛泽东长征利大于弊。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无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也毫无实际意义，他在路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稳，毛泽东很可能在苏区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李德、博古不愿看到这个局面出现，宁愿冒着风险带毛泽东踏上长征路，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
如此看来，毛泽东差一点被取消长征资格!
事实的确如此。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回忆道：
他们(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作者注)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