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人参加了为斯大林守灵和安葬的全部过程。
北京的悼念活动
1953年3月4日，当获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即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达了对斯大林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随即，毛泽东偕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邓小平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同时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无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与此同时，从这天下午3时起，首都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苏联大使馆表示沉痛的哀悼。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吊唁群众排着长队，徐徐进入悼念大厅。至8日晚，吊唁者已达20万余人。
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9日下午4时54分，即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罕有先例的追悼大会。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天安门的红墙上，悬挂着巨大的斯大林同志的遗像，四周环以红黑色纱带和松枝，两侧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国旗顶端缝着黑色飘带。毛泽东作为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下午)5时整，全场默哀五分钟，鸣礼炮28响。此时，北京市各厂矿与火车的汽笛齐鸣，市内正在行进的车马立即停止活动，全体市民无论在何处也自动肃立志哀。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悼词，下午6时30分大会结束。“
郭沫若的回忆
一年以后，即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他说：”斯大林同志逝世转瞬已经一周年了。一年来，这深重的悲痛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的不竭的力量的源泉。“文章中，他还回忆了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情况。
郭沫若说：”去年，在三月四号斯大林得了重病的公报发表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被笼罩在最大不幸的预感里。三月五号夜晚，斯大林终于离开了我们，人民的悲痛实在是没有任何事例可以用来比拟的。尽管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是永远不死的，就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永远在领导着我们的一样，斯大林的精神、思想和学说也会永远领导着我们。但是无可言喻的悲痛谁也不能克制，眼泪时刻汹涌起来，那是从心坎的最深处涌出来的眼泪。“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参拜斯大林遗体，”参拜遗体的人就像把全人类都集中起来了的一样，各种肤色的人种掺杂着，都悲痛地、虔敬地、沉默地，却像闸门过道处的水流一样流涌着，在楼阶上的一上一下，尽管去的人靠右边走，来的人靠左边走，中间有人牵着手拦隔着，都遵守着一定的秩序，然而人太多，肩靠肩地拥挤着，差不多不是自己在走，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动“。
郭沫若还回忆到中国代表团为斯大林守灵的情景：”我们又被引导着，走到遗体的右侧，六个人一组，分成前后两列，紧接着守卫的武装同志，面对面肃立着，进行三分钟的守灵。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的遗体静静地仰卧着，闭着眼睛。遗容是那么地肃穆、和蔼，仿佛还在呼吸。平放在腿上的两手，也仿佛还有脉搏在皮下跳动。我是最后握过那温暖的手的一个中国人，那手上的温暖不是依然还留在我的手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