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六日，毛光翔向省政府各机关声明“自愿休息，所遗主席一缺以王委员代理”。同日，王家烈率部开抵贵阳，毛光翔以第六路总指挥的名义，率领大小官员亲自到贵阳的油榨街农林学校迎接。王军入城后，“街市密列步哨，禁断行人，毛之马弃均被解除武装”。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当政不到三年的毛光翔政权，终于因本身的腐败无能和蒋介石对桐梓系的分化瓦解政策而垮台。
王家烈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取得政权的，但正如毛光翔继掌贵州军政大权以后对蒋介石竭尽“唯命是从”之能事，仍然不能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满意一样，王家烈的政权，也只是国民党新军阀对贵州进行直接统治的一个过渡。
王家烈当上省主席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态度很快从扶植转变为撤台，从而使他逐渐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在与旧桐梓系势力争权斗争中，处于穷于应付的困境。
在军事方面，王家烈当政三年，始终未能将桐梓系的军权集中统一起来。毛光翔虽然交出了军长和省主席职务，仍继续保持着总指挥头衔，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以在暗中指挥除王家烈之外的队伍。王家烈进入贵阳后，积极扩充兵力，排除异己，将原有的七个团扩充为五个旅，又特意保荐其表弟何知重继任湘黔边区司令，并将何部扩充为四个团，企图从军事上巩固统治地位，但却无力制止其他各部自雄实力。这一时期蒋在珍部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充为两个旅;侯之担将原三团兵力扩充为四个团;车鸣翼也扩充了一团兵力。这样一来，反而使王家烈想从军事上消灭省内割据势力的计划，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大打出手，却使广大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各方各自为自己的利害打算，“对地方尽量搜括，罗掘俱穷”。加上“黔中各县晴雨失时，年谷不登，盗贼蜂起”，整个贵州“满目疮痍，疾苦弥甚”，人民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苦难深重的贵州各族人民纷纷参加红军，起来与反动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他们的行动，正是对桐梓系集团暴虐统治的有力反抗。
王家烈当政不久，蒋介石便已经开始在王的部属中着手培植反王家烈的势力。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在枯岭接见经王家烈“一再提拔，依界甚深”的师长何知重，对其大加慰勉，除赏给现洋五万元外，并让其到北平去会见何应钦。从此，何知重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集团设置在王家烈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在一九三五年迫王下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又竭力在王氏政权中打进楔子，趁王家烈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提出把一批人安置在贵州省政府要职上的条件。在王犹之战中，当王家烈刚刚败退榕江，胜负未见分晓之际，国民党方面便已电令犹国材接任二十五军军长。这一任命，对于王家烈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沉重打击，致使他在军事上重新取得优势以后，也无法再恢复战俞的统治地位。
王家烈继毛光翔之后主持黔政时，新旧将领自成体系，自征钱粮，霸占一县或数县，形成四川“防区制”式的割据局面。此时，贵州军队计有犹国材、蒋在珍、侯之担、车鸣翼、何知重各二旅四团，王家烈五旅十团。红军入黔前后，贵州军阀在共同堵截红军这个基础上暂时妥协，各自疯狂扩军，仅侯之担部便扩编为八个团。于是全省兵力便由原有的三十个团增加为四十多个团，约五师人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