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光翔上任以来，军事上一直穷于应付，未敢有所扩张。一般情况下师、旅长只能指挥直属卫队。随着毛、王矛盾的尖锐化，各将领开始不顾毛光翔的禁令，私自扩充实力。这种状况，更助长了王家烈离心向外，摆脱毛光翔军事钳制，另谋发展的政治野心。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根据何辑五、李仲公的建议，委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讨逆指挥官”，令其率部开赴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的后方。向时将军政部直属第四无线电台配发给王部，直接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联系，这是蒋介石公开分化桐梓系军事力量的开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王家烈率部离开贵阳，临行，毛光翔令其开赴黔桂边境后，“设法将赖心辉送走，并收复铜(仁)、松(桃)和榕江。当时，铜仁、镇远、三穗为原四十三军残部改编的新十师谢彬部驻地;松桃是独立三十四旅罗启疆部驻地;榕江是桂系招安部队黄聘三部驻地。王为减少兵力损耗，决定先设法送走赖心辉，再考虑收复榕江、铜、松问题，通过和平协商，赖心辉部答应经思南、印江，出川东，不久，谢彬、罗启疆两部奉蒋介石电令调离贵州，王家烈未经战斗使顺利地进驻了铜仁和松桃，从而取得了一块扩充军事实力，与毛光翔分庭抗礼的基地。
从军事意义上来讲，王家烈据有的地盘，从黔东的松桃、铜仁扩大到了湘西的黔、洪一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他对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表现得十分卖力，一次就从南京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了德造九子枪一千支，子弹二千万发，而他也用在外省搜括来的钱，通过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睿的关系，购得步枪二千支，子弹若干，大大地扩充了军事实力。在经济方面，王家烈占据湘西、洪江上游，从而得以在洪江这块滇黔鸦片外销的必经之路，大量抽收“特货护送费”。加上蒋介石每月接济的经费三万元，湖南军阀何键按月资助的二万元，王部经费颇称丰裕，不仅能满足发放晌款，购置军火的需要，尚能抽出余款在贵州成立“军事教导大队”，大量从贵州招考青年学生入伍受训。
随时着军事实力的膨胀，王家烈的政治地位也在蒋介石的有意扶植下直线上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南京政府撇开毛光翔，直接提名王家烈为国民党四全大会代表。
随着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步步深入贵州，一九三二年以后，蒋介石不仅已经能够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渠道，直接影响贵州局势，而且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在贵州政治舞合上扶植为他们所用的人物。王家烈势力的迅速膨胀，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一九三二年元月，毛光翔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犹国材取代王家烈的职务。毛以贵州省主席的名义，电令王家烈速回贵阳参加“整编会议”。王接电后，明知“整编会议”是毛光翔策划的阴谋，但因毛在名义上仍是省主席，不便公开抗命，遂将计就计，变轻装进省为武装进省，由何知重指挥第四、六团(团长蒋德铭、杜肇华)及机炮营(营长龙章五)、军事教导大队(大队长陈惠民)留驻洪江、芷江、黔阳、安江，自己亲率主力简文波、李成章、扰禹九、杨昭悼四个团及炮兵团(团长李念孙)、特科训练处(主任郭惠昌)、独立营(营长万式炯)各部，由洪江向贵阳进发。
王家烈武装进省与毛光翔争夺黔政的决定，得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积极支持。一九三二年二月，王家烈的队伍刚从洪江开抵芷江，便接到国民党军政部“升任王家烈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的电令。二月五日，贵阳城内已到处传闻“王家烈已授军长职，犹国材授副军长”的消息。毛光翔虽然明知无法继续统治，仍企图进行最后挣扎。在王家烈当政的道路上“预设陷井”。他授意蒋在珍旅割据乌江以北，宋醒旅占据鸭池河以西，犹国材师控制安顺以西及盘江，车鸣冀旅占据铜仁、松桃、思南、印江一带，意欲将王家烈的大队人马困在贵阳，让其知难而退。
然而，王家烈内有军事上的优势，外有蒋介石的支持，副师长柏辉章率领的先行部队，经贵定直指贵阳城郊，迅速占领东山、照壁山、图云关等军事要塞，打破了毛光翔的如意算盘。在计穷力竭无力组织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毛光翔不得不让出省主席职，专任总指挥，派犹国材、马空凡、江国播为代表前往龙里对王家烈表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