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致力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定国就已将目标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认为中国必然要迈进老年社会，到那时社会压力会非常大。于是，王定国一直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奔走呼号。“等到后来，国家经济发展得差不多，回过头想解决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问题时，就发现已经有两个现成的组织机构了。”王老的高瞻远瞩着实让儿子佩服，“她总是能想到国家将会面临而当时又顾不上的问题，既然国家顾不上，那她就先尝试做”，谢亚旭对记者说，“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而做事，她从不图名图利。
在上世纪80年代筹备长城保护协会时，她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当时长城破坏严重，周边老百姓盗掘青砖修补房屋，这让她忧心忡忡。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翠明庄的家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
当这些组织发展起来，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把名利都让给别人，也许她看来，与吃水比起来，打井更重要。
年龄在增长，王定国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儿子看来，“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最怕没事干。”
记者采访时，王老家中来了三拨十多人。谢亚旭告诉记者这还算人少的时候，“家里人多的时候有近百人，每个屋子里都站满了人，因我母亲在法院工作过，这些人基本都是来告状申冤的，她来者不拒”。为更好地倾听解决大家的问题，王老还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她挨个屋子问情况，这样效率高而且都能顾及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就是王老的情怀，她向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对国家做些什么。“她活着就要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