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八路军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通知各部：“一、敌寇此次‘扫荡’太岳，抢劫焚烧我们的粮食物资，差不多找遍了全部山地及每个山沟，凡藏在屋内的物质、资材、粮食等完全被烧焚，在离村庄五里以外或靠近敌占区的均得保存。二、据井陉县报告，敌此次‘扫荡’井陉路南区域，特别注意山庄之烧杀。所有山地内小村庄，一律烧毁，不留一个人，或者杀掉或者俘走。三、根据上面两个经验，我各部所藏资材、粮食应重新审查，不妥当的地点应即慎重搬移埋藏，不能行动的重伤病员的安置，亦应注意离医院驻地稍远的地方为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二九师的后勤人员为保护资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部队资材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粮食的损失比较多。其中，第二纵队(第二纵队主力于1940年4月会合于濮阳清丰地区)，损失粮食数万斤，还有数量不等的棉军衣、棉花、粗布军衣等，以及部分手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弹药。
从1941年一二九师资材损失的情况来看，原因固然方方面面，从主观上讲，埋藏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失误，少数人员依然有些麻痹大意;在恶劣的环境下，有些人员对敌斗争的决心不够坚定，意志不够顽强。从客观上讲，有些后方资材确实“没有绝对安全的荫蔽地区，同时因供给及工业物品之庞大，亦无绝对秘密之可保”。
“对一切公物资材，均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期的检查制度”
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更为残酷的“扫荡”。一二九师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在资材保护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一二九师野供1942年行政工作总结》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一切准备比去年充分，所以整个部队人员资材得到了安全，避免了大损失。同时也有准备不充分，执行命令不坚决吃了亏的。”
“多数单位做了动员，采取了各种会议形式，讨论了战争的严重性和我们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条件，加强每个人员思想上的准备和实际工作的准备;资材储藏的认真负责，严守秘密，尽量分散，一般之三大注意均注意到，此外还顾及物资需用缓急而处理;悲观失望的动摇现象很少，比之去年是增强了坚定性;战斗中英勇果敢，表现了高度气节。”
一二九师所属的冀南军区在1942年后勤工作总结中写道：“由于冀南环境恶劣……同时我们对于敌人破坏没有更多的预防办法，所以我们1942年资材服装的损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后勤部曾于4月间研究了对付敌人破坏我们后方的办法，并做出了后方机关对资材埋藏保守秘密的指示，这一方面是收到了不少成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