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庄合作社在这次反“扫荡”中的资材损失，主要是棉花2万余斤，土布9000余匹，粗洋布96匹，羊毛100余斤，袜子近2000双，以及数量不等的粉连纸、复写纸、蜡纸、毛巾、手套、肥皂、钢板、油布、洋油、棉鞋等办公用品和日常用品。
《损失报告》中明确指出：“下庄合作社之损失，应由该社负责人陈日升负主要责任，分析其理由如下：一是违抗上级指示。当陈日升接到军用经济处转师供关于埋藏资材的指示后，根本未将合作社储存之资材重新考虑，移动分散。当师供派陈挽澜同志前往下庄时，陈挽澜见下庄合作社所存货物颇觉不妥，乃以敌人进攻梁沟之经验教训，告之陈日升：敌人到处烧房子，房内的地洞不能储存货物，货物应分散至山沟埋藏，不能留存下庄。不料陈日升置之不理，竟将货物送到龙潭(离下庄3里，离大路半里)存放于一个屋子内，结果全部被敌焚毁。”
“二是不接受下级建议。陈日升将布匹、洋油等存放于下庄合作社地窖、夹墙内，当时有支书宗丙贵及其他老同志(从中央苏区来的)向他提意见：夹墙、地窖存东西不妥当，陈日升拒绝接受……”
对于一些确实难以避免的损失，《损失报告》中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比如：“师供被服科在大岩村存的土布，在敌情紧急时，即搬往窝铺山上一个小房子，有914匹。敌人从西崖底翻山经过此处，被火烧了，遭受损失，但被服科确尽了搬运的责任。”
《损失报告》还从整个资材埋藏的组织领导、埋藏技术、保守秘密、通信联络以及干部的考察配备等方面，反思总结资材损失的原因和教训：“对上级的指示应详细研究，坚决执行，稍为犹豫迟疑、打折扣，都可以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储藏资材必须有计划，要派专员负责，紧急时必须派武装看守;加强后方机关的联系，经常互通消息，互通情报;储存的资材必须分类保存，尤以助燃材料须另择地方埋藏;储存的资材应详加登记，作出精确统计，登有地名的表册应妥为保存，以防遗失;健全经济部门的组织，加强经济部门的政治工作，加强干部的责任心。”
1940年12月，一二九师政治部、师党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检查师供给部工作的决议》：“师供给部工作自去年10月改变领导后，特别在去年五六月加强与整顿之后，一般说有了部分的进步，如内部机构较前健全，某些部门由于干部的调剂，新的成分的加入，工作有些进步。但由于师供给部工作存在下列弱点，使本师供给制度至今未能打下相当的基础。”
“在此次反‘扫荡’中，更由于某些干部政治责任心的缺乏，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在整个敌人‘扫荡’中表现着单纯逃命现象，以致公家资材损失很重。这些严重损失，依照师首长指示及当时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着教育全体同志，特经师党务委员会决定，给下列同志应得的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