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筒井重雄与妻子和两个子女回到日本。回国后，筒井重雄在航空部队服役的大哥便找到他，说：“你有技术，不如加入航空自卫队。否则，你很可能受到警察审查，连生计都是问题。”筒井重雄说：“刚放下武器，我怎么能再拿起武器战斗呢?”
李素桢说：“应该说筒井重雄最初在日本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政治压力也比较大。但是他仍然做了很多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1986年，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时，中国空军司令员王海特意邀请筒井重雄访问中国。”
一些日本兵因感恩参加解放军
李素桢说：“尽管存在异域文化的差别和访谈能力、财力的不足，但我还是背着录音机、照相机，换下大学讲台上的着装，尽量使自己接近草根民众，这样才能缩短我和日本老兵之间的距离，才能和他们促膝谈心。谈到高兴处，我与他们一起孩童般地欢呼雀跃;谈到悲伤时又与他们一起流泪不止。要珍惜他们追忆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甚至一声叹息、一个脸色，力图原汁原味、小心翼翼地记录下来，向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披露他们的悲苦、他们的幸存、他们的人生之旅，以及他们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谊所贡献的可歌可泣的业绩。这对沟通两国民众的心理，融洽两国民众的感情;进而共同梳理历史，创建互相理解的民众史观，从而更好地铺设中日友好的和平大道，一定会有益处的。”
在李素桢采访的日本老人中，有一些人具有浓厚的中国情结，有贺元彦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开发新“满洲”的殖民主义教育宣传下， 14岁就报名参加了满蒙开拓青年义勇军齐藤中队，被派往当时中国东北的兴安省。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保护他们的关东军早已逃走了。
李素桢从有贺元彦那里知道这批日本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异域他乡、亲友皆无、音信不通情况下的状态。有贺元彦告诉李素桢，当时，他以为“别无他路，只有等死了”，“躺在那里等死，连想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中国少年，把三个馒头递给了他。他和另外三个等待死亡的义勇军少年分吃了这三个馒头。粮食的力量使他坐了起来(其中一人第二天死亡了)。“啊，我还活着吗?”他下意识地问自己。第二天，那个中国少年又来了，把有贺元彦带到他的家里。中国少年的妈妈为有贺熬制了大米粥，而他们一家三口人吃的却是玉米粥。在当时的情况下，吃大米粥如同吃御宴一样啊!有贺元彦流着泪饱餐了一顿。中国少年的妈妈又为有贺元彦的朋友们贴了一锅玉米面饼子，让他带了回去。
有贺元彦活命了，他的义勇军朋友也得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有贺元彦边流泪边说：“那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我们日本民众带来痛苦。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人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