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之后，又扩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均为刘伯承和邓小平，参谋长亦为李达。解放战争后期，与贺龙所部协同，解放了云、贵、川、康、藏，建立了西南军区。
刘邓大军的谍报工作，不但对保证作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笔者曾于1979年参加军委《刘伯承传》编写组，后又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其间，多次聆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林桂森、情报处处长柴军武(解放后改名柴成文，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副处长魏锦国(后任空军情报部副部长、空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谈及情报工作。
这几位情报工作负责人均已作古，所谈机密，有些至今尚不为世人所知。笔者也近古稀，有责任将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前辈的光辉事迹披露于世。
一二九师的情报工作让美军观察组大吃一惊
抗日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所处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情报工作所需技术器材，多是缴获日、伪军的。如太行军区长达4000多公里的电话线、电台(129师出征抗战时只有3部，到1945年已有七八十部)、发电机和电池，都是战利品。电灯泡，则是通过地下情报“关系”，从敌占区买来的。情报处的参谋们把盐泊装在瓦罐内，制造出了土电池。他们还别出心裁，把旧电池装在酸菜缸里，居然也可以继续发电。
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于1944年冬派惠德赛上尉作为观察员到129师参观和了解情况。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热情接待，于1945年1月7日到9日，谈了三次，详细介绍部队作战的情况。惠德赛说：“你们的情报搞得很好。我看到许多图表，觉得都很好，这对于盟国海空军作战非常宝贵。你们的侦察工作太好了，敌人的秘密，对于你们都不是秘密。美国人如果知道你们是这样，一定很惊讶!”接着，他问道：“这里的情报搞得如此之好，请问是如何获得的呢?”
李达回答说：“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惠德赛疑惑不解地问：“群众路线是怎么回事?在其他国家搞情报、侦察工作，只能是极少数花高薪雇请的情报人员，还有一部分情报也是用金钱收买的，并且要有许多先进的谍报器材。你们在严密封锁之下，从哪里搞来这些谍报器材呢?”
李达说：“第一，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敌占区的伪组织、伪军，以至公司、医院和公路铁路的工人、职员中，基本上都有我们的组织。甚至连许多伪军中的高级军官都有人和我们订了一些协定。所以，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只要日、伪军一有行动，情报很快就会送到军区司令部来。沿铁路大小车站，也都有我们的人，因此，日军运行的车辆，装载的东西，次数，我们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