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五万大洋便可放人，但送信的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这个年仅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四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被敌人包围，在弹尽粮绝中，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30岁的女红军最后用了极刑，我四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两人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桑植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一次就被杀害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正如那位将军在《讲坛随笔》中说的，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多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要知道，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近几年，央视播出了《恰同学少年》《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一批好作品。国家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此类书籍。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存在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不断地被激活。从这一点出发，我用了3年时间，苦心写作这本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就是想以一个老人的绵薄之力，加入激活精神信仰的行列。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因为精神信仰的薪火，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