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更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有的会开完要投票。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沟通、讨价还价，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个多年形成的习惯：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上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第一排位子空着，就被视为弃权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操纵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代表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钻了空子。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与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1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为安理会贡献的‘李氏铃’搬到这间小屋吧!”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1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故做严肃状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中澳外长的谈话超时1分半才结束。我匆匆与荷外长握手，肩并肩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外长仍不依不饶：“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1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