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被后世广泛讨论、猜测甚至渲染的一场司法风暴。其影响持续至今，但诸多案件详情仍未解密。
1983年由高层发动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简称：严打。
这场以“从重从快”为办案方针的司法运动，对当时的法律做出了颠覆性改变，并对后来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3年严打发动之际，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司法风暴，群众运动
那是大案交错的一年。当年2月，“东北二王”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持枪亡命，举国震惊。5月，卓长仁劫民航客机飞逃韩国。此前的北海公园事件、上海控江路事件等，也都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更深的背景是“文革”后治安形势的恶化。上世纪80年代初，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978年，全国治安与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89万起。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当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揭开了声势浩大的83严打，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采取的严打刑事政策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向南都记者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社会问题几乎与西方国家一样：高犯罪率、公众犯罪恐惧感日趋强烈。在此意义上讲，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汪明亮认为，“严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决定严打与否的不是政权形式，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条件。”
这是一场群众运动。1983年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