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总政治部保卫部在复核预审的材料时，发现黄永胜曾于1970年11月3日审批“同意”专案组报告中提出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公安部在起诉书的草稿中删去了前面与几名主犯无关的内容，而将此条加入了起诉书草稿。特别检察厅又将此条写入了正式的起诉书。
1966年12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林彪、江青的授意下，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和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头头韩爱晶，派人秘密去成都，将正在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押回北京。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各方面，一定不要胡来，一定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到了1967年，全国上下批判“走资派”的来势更加凶猛，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煽动的一些造反派，说什么我们不听周总理的，只听中央文革的。周恩来已无法控制形势的发展了。
1967年7月19日，戚本禹在江青、康生的策划下，指使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组织召开万人大会，对彭德怀进行残酷批斗，要他交代“为什么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毛主席”？
彭大将军，不肯弯腰，头颅高昂，面不改色，铁骨铮铮，说：“我写信给毛主席是反映情况，我不反对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