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时任大连市职工总会委员长的唐韵超回忆：“这时的苏军在大连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苏军士兵都带着枪，走到哪里谁也不敢拦挡。工人受害后便到工会讲，我就到驻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去，找司令高字洛夫反映情况。我对他说，苏军这样不行，中苏友好，苏军这种行为是不友好的！我们工会的解释工作：不好做，你得想办法。他问这种事很多吗？我说要数目很难，我是听到反映的。以后苏军在作风纪律方面抓得紧了，大和旅馆(现在的大连宾馆)前就镇压了一个苏军士兵，埋在广场像前花园里。”
此外，苏军还曾秘密邀请中共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据当时负责大连公安工作的中共人员回忆：
“当初，苏联军队纪律很坏，苏军政治部向斯大林反映，斯大林下命令，制裁了一些人，以后的纪律不错。他们整顿纪律时，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司令官的意见。高字洛夫曾有命令，在各个区、县都设有一名司令官，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公安局的工作。
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和西岗区苏军副司令官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东北抗联周保中那个国际旅的人，但是他们佩戴的是苏联军衔。如沙河口的董崇彬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喜林是少尉。他们虽然是苏联军官，但是听我们指挥。这几个分局就是通过他们接管的。
”(《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赵杰、黄华，《苏联红军在旅大》，王佩平，孙宝运主编，P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