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苏军方面既然无意全面地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这种协助维持治安的效果，自然也很有限。譬如八路军将领卢冬生，曾任三五八旅旅长，并同刘亚楼等一同赴苏学习，1945年回国后担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即因遭遇苏军士兵的拦路抢劫，而被打死。卢冬生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苏军在东北的烧杀抢掠，长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掩埋，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 “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
他进一步称，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Chen-shuxiang，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Chen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但中苏分裂、时过境迁之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曾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徐焰《苏军纪律败坏和奸淫抢掠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