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骗新书》所反映的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侧面,当时的社会问题岂止诈骗一端,许多问题都很严重,比如娼妓问题。
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曾下令禁止官员嫖妓。尽管对违纪者打击十分严厉,但各级官员还是往往不顾禁令,宿妓眠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政府管理的失控,社会纽带松弛,特别是伴随心学兴起而到来的思想解放,使传统道德受到挑战。追求自由,张扬人性,成为时尚,奢侈纵欲不再受到节制。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是娼妓存在的根本原因。万历时《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干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如此,亦可怜矣!”而世纪末的颓废和人性解放的萌动,更使妓女阶层和娼妓行业疯狂发展。在整个社会追逐享乐的风气之下,士大夫阶层也流行着以风流为潇洒的风气。一些才子狂生,或鄙视功名,或科场失意,争逐歌舞,特立独行,以示叛逆愤世。风流场中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地位特殊的妓女人群。她们不仅容姿出众而且才艺过人,终日与士大夫优游过从,书画传情,诗酒唱和,因而名满天下。这在明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世纪末的颓废纵欲和个性解放潮流互动的典型表现。
又如赌博问题。赌博在明代社会各阶层都十分流行。从皇帝、贵族、士大夫到丐帮,无不有嗜赌者。在民间,赌博已经失去雅兴与娱乐的意义。追逐金钱,不劳而获,坑蒙拐骗,及时行乐的社会风气助长了赌风的焰气。《崇明县志·风俗》记载,当地“村市无赖,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赌。商贾农夫,辍业以嬗,而士绅且或溺焉”。赌博被时人称为“荡败之媒,强盗之胚胎”,对民风、人伦、民生和社会安定都构成了严重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