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原因无一例外都跟福利没了有关。以前一年到头，陈斌所在系统的福利多到很少要动用工资卡的钱：住宿有单位宿舍，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500元的交通卡，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都以5000元打底，七七八八地加起来能有个五六万，这差不多是他工资的一半，但现在过年连贺卡都不发了。
“像这位副处到手的年薪也就十万，最近刚生了娃，压力很大。”陈斌说，自从2006年上海社保案之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调整。
于波印象中，最近十年工资不仅没有升，如果按货币购买力来说反而降了。“我现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2600块。”于波说，二十多年前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还能是中上等，他现在的收入在当地只能算是中下等，连他做农民的哥哥都不如。“他打工一天就能挣一两百。”
不同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于波所在的城市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福利不是很高，也就偶尔发点日用品，过年过节别人偶尔送条烟。“就像给小孩子糖吃一样是快乐的，现在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
“不消极，也不积极”
对于一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大单位来说，三个官员的集中离开看似不能说明什么，但在陈斌印象中，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他进单位十年，只走过一个人。
体制的巨大魔力，使得公务员成为中国流动性最小的职业群体。名校硕士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陈斌当年挤破头考公务员图的就是它的稳定和旱涝保收。他参加国考的2003年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惨烈，那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首批大学生毕业，公务员热刚刚兴起，之后十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屡创新高：2003年才8.7万人，2010年已经突破140万大关。
跟陈斌这一代80后相比，于波这一代60后看似幸运——国家包分配，但要想获得体制的敲门砖并不容易，于波当年所在的班级只考了两个大学生。于波是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理想的一代青年人，后来很多同学下海经商，于波仍然坚守在体制内，他想以一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激浊扬清。
最开始，体制带给他无限的荣光。五个兄弟姐妹中，于波是唯一的大学生，家里人也觉得长脸。可是后来每况愈下，现在，朋友聚会，于波能不提自己是公务员就不提。
日子过得紧巴不说，工作压力比以前也要大。前段时间，省工商局在他们下边的县抽检了一批化肥，有不合格的产品。以往，于波看到报告之后，肯定让县下属的工商所处理一下就完事了。但现在因为生怕举报，于波的第一个反应是亲自下去督导，并就报告中出现的同批次问题产品，扩大到全市进行追查，确保万无一失。
“不干事怕被处分，但只干好本职的事，不会主动去干别的。”于波说，不消极但也不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