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风声鹤唳的官场，更多的人像于波一样，选择继续观望，在辞与不辞之间挣扎。浙江省心理医生赵国秋发现，八项规定推行的最近两年里，找他看病的公务员比过去明显增加。赵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的分数比较高”，比2007年调研时更为严重。
“糖”没了
没完没了的应酬，一度令王军这个东部某市供电局的处长叫苦不迭，一开始，当禁止吃喝的大棒挥来时，王军还长嘘了一口气：从此可以解脱了，但接二连三的规定，让王军很难再快乐起来。
先是每个月5万块的奖金不见了，接着连哈根达斯券和超市卡也取消了。前不久，电力系统还给所有处级干部的公车上装了卫星定位系统，这意味着如果王军想公车私用，后台一目了然。
“这哪是在当官!”王军说，他已经很久没敢出门吃饭了，要是非被朋友拉出去，就一定把老婆孩子捎上，以证清白。这种做法在他的官场朋友圈里，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王军或许不知道，其他系统的官员面临的监管不比他松。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广东某市官员的离任审计变成三五年审一次;在浙江某市，行风监督员隔三差五就上门……
“最近我们正好要搬家，办公室有点乱，被监督员看到了，立刻对我们提出批评，说公家单位要注意形象。”浙江某市一位官员记得，上回，某单位违规发了袋大米，市里也要通报一下。
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2.45万起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数以万计的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乌纱难保的风险，使得每个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执行时中央到基层由此层层加码。王军的领导交代：“你们私底下说话注意点，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讲。”原本就谨小慎微的官场，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中午到食堂吃饭，王军发现大家都各吃各的，莫谈国事，“就好像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对我们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一样”。
在上海某市直机关，正科级干部陈斌也早就嗅到了这股紧张的气息。和所有人一样，陈斌知道组织干部处处长辞职的消息，也是通过一张A4纸大小的布告。刚刚过去的4月，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在单位里炸开了锅。
“他已经快五十了，又在那么重要的职位，他的离开确实有违常识。”陈斌说，这位处长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估计一个月前就提出辞呈。而在他的视野所及，已经离开的远不止这个处长。一个实权部门的副处长，去了某房企当营销主管，另一个科长，也在最近办了离职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