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问题牵动人心。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专门论述：“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如何实现《决定》的目标?收入分配改革究竟以何为抓手?
日前，早报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贾康。
初次分配：
最低工资标准作用有限
东方早报：收入分配问题连续多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这个改革究竟如何改，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具体的实施举措。
贾康：收入分配问题已经研究很多年了。在2013年春节之前，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形成了一些基本思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致分为：初次分配政府能做什么、再分配政府能做什么，主要是从这两方面来考虑的。
在初次分配领域，我的基本观点是政府要维护公平正义和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准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实际上配套改革任务非常艰巨。与利益格局、收入分配相关的很多经济案件，能不能够体现案件审理的公平正义，现在是很成问题的。在市场准入方面，现在实际上还有很多歧视性的因素，这会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不公平竞争环境，会造成收入不公平。在这些方面，没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和消除行政垄断、司法腐败等配套改革，光从某一个点上看，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东方早报：现在政府能做的有哪些?最近又有人说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贾康：政府在操作点上的一个可做之事，就是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这已经反复强调了，近年也真正在做，但实际上它的有效空间是有限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只是政府给公众的一个姿态和信号，在边界上可能起一点作用。要是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得太低，现实生活中会不起作用，因为市场自然而然就把工资水平提上去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变成了一个摆设。但也不要以为把最低工资标准一提再提，就体现了公平正义，不一定。如果一味地把最低工资标准提得很高，由于具有法定效力，就会逼着企业大量减少用工，用其他的要素投入替代人工要素。实际上，这会恶化一些边缘上的劳动者的状态，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后果适得其反。所以，不要指望最低工资标准能发挥多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组织劳方和资方的集体谈判。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我看这一条的作用也有限。有的学者说应该在这方面大大地促进，以工会真正发挥作用的形式，逼着资方提高工资等。如果这样，资方马上会有反应，你这边有工会组织，我这边也可以有资方联合会组织。如果处处都按这种情况处理，社会氛围就会激发出火药味，动不动就发生群体事件，经济问题有可能政治化。有的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再规定一条：集体谈判只能一对一，不能横向串联。我说这是书生之见，互联网时代怎么可能限制得住横向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