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李东冶，原名令狐俊文，曾担任过冶金工业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李东冶出生在平陆一个贫苦农家。1936年，16岁的他参加革命，两年后赴陕北，就此与山西挥别。
比令计划整整大10岁的令狐安，出生在内蒙古，曾在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之后又在辽宁、云南以及中央任职，从没在山西工作或生活过。
但是因为祖籍平陆，“令狐”这个姓氏又不常见，在过往的岁月里，他和令计划的传闻一波又一波出现。
“有人以为我是令计划亲戚，想找我弄个县长当”
记者：您是怎么认识令计划的?
令狐安：在北京开会认识的。每年中纪委开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参加会议，在会前接见我们一下，从总书记到书记处书记，和我们轮着握手。过来握手的时候，令计划和我握一下手。
记者：求证一个小段子，有人说一次令狐安和令计划碰面，令狐安问令计划：你怎么把令狐改姓令了。然后，令计划说：那你爸爸还改姓李呢?
令狐安：没有，他从来没问过我，我也从来没问过他。谣传多得很，前一段山西有一个经济案件，当事人写了封举报信，说我干预了这个案件，还说我和令计划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好得不得了。最可笑的还有跑官的通过关系找我，说想弄个县长当。我说我怎么可能帮你跑这事呢，要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后来对方和我说，“你能不能找令政策说一说”，我说我不认识令政策。吏治腐败已经很严重了，老百姓和官员相信跑官要官，要么你就拿钱买，要么你拿大官来打招呼。
记者：您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买官这样的情况有吗?
令狐安：那时候还不是这么严重，我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连一个红包都没收过。当然也有送礼，但这么严重的大面积的买官卖官太可怕了。
巡视时有人拐弯抹角打听
记者：您作为中央巡视组组长对科技部、中科院等部委开展巡视，巡视中您觉得科技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令狐安：资金分配方面有不足，比如申报、审批这些环节里都有不科学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记者：巡视中最让您气愤的是什么?
令狐安：当然是把国家科研经费的钱洗到自己的兜里去，国家给你钱你又不搞科研，洗到自己的兜里去了，这是最可恨的，数额那我不能说了，因为我们是初步了解，不是调查办案。
记者：对科技部的巡视，从现有线索来看，涉及到领导干部问题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大的老虎?
令狐安：据我了解，科技部驻部纪检组对我们反馈线索还是做了重点了解，而且其中还有重大突破。至今是否公布我还不清楚。
记者：巡视中有没有人说情?
令狐安：审计中有，但巡视中我们组里没有，有打听的，通过同学老乡的关系打听，拐弯抹角地问，但我们很警惕，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王岐山亲自听巡视组汇报
记者：您在巡视过程中直接向王岐山书记汇报吗?
令狐安：我们巡视完后，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组长就是王岐山，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比如中组部的同志赵乐际，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赵洪祝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也都是中央巡视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王岐山亲自听。
记者：巡视组在巡视之前有没有下达指标?
令狐安：我们从来不下指标，也不能下指标。一下指标必搞形式主义，必出现冤假错案。岐山没有给我们压力，他说两句话：有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叫失职。发现问题，巡视组不报告，叫渎职。巡视组首先不能走过场，不能怕得罪人。第二个不能有立功的思想，要实事求是。第三个是巡视组之间不能攀比，不会表扬谁也不会批评谁。
记者：巡视中我国监督机制有没有薄弱环节?
令狐安：监督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监管，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监管。
自上而下监管上看，文件规定很多，但操作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太少，停留在纸面上、号召上，没有建立严密的程序性的法律规定。第二方面，自下而上的监督软弱无力，无论是老百姓监督还是媒体记者曝光，都缺乏制度保证，缺少信息平台，这样的监督被架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