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绥说，企业年金发展最大的瓶颈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一般企业没有能力再为职工建立年金。公务员的职业年金可以由财政埋单，财政无法顾及的事业单位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她预计大部分事业单位也没有能力建立年金。
“何为养老金的公平”同样让王文云困惑，她博士毕业在高校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0元，而她同学本科毕业之后在一家外企工作，如今年薪已经50万。
“同学说我退休之后会比他拿的钱多，这样不公平，可是在职的时候，他比我有钱得多，我比他学历还高，只不过进了体制内就和他收入相差这么多，难道我就会觉得公平吗?”王文云说。
李珍认为，企业职工养老待遇较低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缴费时间过短，公共部门退休金要求最低工作年限是30年，而职工养老保险只要求15年。公共部门雇员的平均工作年限会在35年左右，而职工养老保险平均缴费年限已从制度之初的32.5年下降到2012年的29年左右，前者比后者多5~6年的贡献。
社会保险不是社会福利，它讲求权利和义务的对等。现在很多企业参保人待遇低，与缴费年限过短(很多中小企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只缴纳15年就停止了缴费)、缴费基数过低(只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60%)有直接关系。
面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财务困境，杨燕绥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财政当期不出钱，只启动个人缴费，对参保人的视同缴费和社会统筹都记账，到这部分人退休的时候再一并补齐。这样做的结果是加重制度内的不公平。
“机关事业单位总计有4000万人，现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也才3个亿，若这部分人没有单位缴费，就相当于制度中十分之一的部分在空转，机关事业单位的加入不仅不能缓解基金的压力，还可能加大制度的风险。”杨燕绥说。
无论是杨燕绥还是李珍，她们都认为并轨是必然的，但简单向企业职工养老制度并轨是不可行的，必须先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杨燕绥认为，养老保险改革首先必须区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作为公共品的基础养老金可以讲公平，消除身份的差异，人人老了都可以领到差不多的吃饭钱，而个人账户则作为准公共品，根据工作年限、缴费多少而人与人不同。政府可以管吃饭，但老年人生活的改善必须靠自己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