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担任“总统”后，双方更是隔空对决。一是王金平面对民进党“立委”暴力、无理的对抗，从不动用警察权，任之所为。双方关系之良好，由“关说案”可见一斑(他打电话给检察官要求放过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不要上诉)。二是王金平通过所谓的政党协商制度，改变了“立法院”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国民党在选举中赢得的人头优势完全丧失，任何一个小党都可以否决国民党的提案。但在这个机制下，王金平的重要性却大幅度提高。这就是为什么2013年马英九在支持度已经很低、社会已经相当动荡的背景下，仍然以关说案为由，毅然决然将王金平开除出党，试图一举终结他的政治生命。至此双方的争斗完全公开和白热化。
正是在此时，发生了学生强占“立法院”事件。本来，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王金平应该动用警察权，将学生驱离。就如同当学生占领“行政院”后，“行政院长”江宜桦立即依法强行驱离。只是身为立法机构领导的王金平，知法却不用法，掌权却不用权，任学生将他的政治舞台占领。以王金平的政治智慧，他岂能不知学生违法?他岂能不知学生的诉求荒唐和不可能被接受?他岂能不知服贸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只是学生的举动，符合他的利益：既打击马英九，又提高自己在台湾政坛的地位和形象。只是民众和台湾的利益就做了殉葬品。这里，又是个人利益超越了政党利益、超越了全台湾的利益。
当然公正来讲，王金平并不是个案，以民进党为首的政治集团更是如此。这就引出来第三个决定学运命运的角色：民进党。
相对于王金平的“中立”和不做为，民进党则是完全一边倒地积极参与：所有的“太阳”和“天王”难得齐聚一堂，前往声援。
本来在野党就是反对党，就是对执政党持批评和监督立场。但底线是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更不能为了一党之私利损害整体利益。遗憾的是，西方这套“民主”发展到今天，政党没有底线的、政党利益超过国家利益的恶斗已成为常态。2013年10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关门大吉就是一例。只不过在台湾，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反对党。此前民进党全力反对ECFA，但等到ECFA成为现实并显现巨大经济效益之后，为了选举需要又表示完全接受。这一次，则是故伎重演。
其实从源头上讲，此次学运民进党是始作俑者。由于他们屡屡使用暴力手段阻挠投票(没有投票还有“票决民主”吗?)，令服贸法案迟迟无法通过，最终迫使国民党也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从而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社会代价高昂的学运、社运。
第四个决定学运走向的力量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应该讲，国民党执政不佳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虽然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改善了两岸关系，也从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获利颇丰，2013年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2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占到总出口的40%，可以说和平红利巨大。但这种经济利好却在分配层次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整个台湾已经17年没有涨工资，年青人的状况更是恶化。反观大陆，尽管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但整体上除了公务员体系工资停滞之外，农民工工资连续十多年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甚至上涨了21%，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退休职工也是连续十年每年上涨10%。与此同时，福利保障也在大幅度推进。
所以说没有民生也就没有民主，马英九的支持率在降到只有微不足道的9%之时，虽然他的合法性仍在，但正当性却已经丧失。所以任何“反马”的运动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即使不合法的冲撞，在民众看来也具有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