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提“延退”“入市”，似乎便成了敏感词——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还不让早点歇歇吗?老人不腾位子，年轻人该怎么进步?再有，保命钱怎么能炒股票?赚了还好，赔了算谁的?
这些疑虑不无道理，但误读的成分更多。本报驻外记者的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的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5岁左右，女性在60—65岁之间，我国女职工50岁退休为全世界最早。多数国家都采取渐进方式提高退休年龄，因此，柔性、弹性地延迟退休年龄，应当说是应对老龄化、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的稳健之路。
至于“养老金入市”，不能简单等同于炒股。投向国债、企业债等固定收益产品，也是对发展红利的分享。如广东试点经验是，投资运营1000亿元的累计收益接近百亿元，跑赢了CPI也远超保底预期。证监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养老金均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些道理，人们可能一时不理解、不适应，改革者对此必须有所担当，既要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做好思想工作，更要靠看得见、实打实的利益来引导。比如说，对主动延迟退休者，适当提高养老待遇;养老金入市的红利，拿出一部分投向“一床难求”的公共养老设施。当年的新农保，曾让不少农民兄弟观望，正是多缴多得、多缴多补的甜头，最终使“上车”的人越来越多。
从方法论上讲，也启示改革者，不仅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还需要有效回应“未得利益”的关切;不仅要改革久遭诟病的养老双轨制、统筹好畸轻畸重的各地养老金，更需要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延迟退休的好处、养老金入市的回报。只有将改革的“动能”化为发展的“势能”，让大多数人见得到改革的红利，好事才能办好，实事才算办实。
养老改革，涉及民族的孝道、收入的稳定、分配的公平，全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年来，从养儿防老到社会互济，从大包大揽到市场运作，养老改革已经迈出坚实脚步。实践证明，唯有锐意改革、稳中求进，才能走出养老金困境，化解全民养老的焦虑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