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笔者之见，无论是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意图来看，还是其采取的种种策略手段来看，“重返亚太”是美国的一次重大战略误判。这种误判性，或者说是无效性，可从下面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是平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稳定器。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任何一国难以将中国如此庞大规模的开放经济体，排斥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社会的形成，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亚洲各国的重要性和相互依赖性还会持续增加。
其次，从中国本身来看，既没有强烈对外扩张的历史记忆，也没有称霸全球的国民共同意识和领导意志。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谋求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始终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国外有学者鼓吹，当中国经济规模超美后，必会对美国及周边国家实施霸权主义和侵略性扩张。这是别有用心者的“确认性偏见”或“故意性偏见”，暴露出的是这些国家自身对全球霸权和扩张的依赖性。
再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在用19世纪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来应对21世纪的开放中国。中国的发展不排斥民主和自由，这在十八大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充分展现。相反，一些国家“颜色革命”纷纷褪色，以及当前对西式民主体系弊端的反思，必将催生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理论和实践的诞生。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和国民性格的特质，决定了中国社会具有独特的伸缩性和包容性，能为中国改革提供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内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正积极改革和调整利益结构。只要中国国内保持稳定，中国的对外战略就有足够的博弈筹码和运筹空间。今后中国仍要坚持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线，要把重点放在强化与全球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上。美国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的崛起，将决定着世界的未来，希望美国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能多加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