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征”暴动该怎样评价呢?按不同的历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或说成“反贼”,或称为“起义领袖”,马援平定她们也可冠以“平乱”或“镇压起义”的不同定义。不过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交趾地区毕竟是汉朝的行政管辖区,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军事行动毕竟是处理国内问题,这与越南史书中所说的“侵略” 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安南节度使曲氏集团也割据当地,不过又一度被立都广州的南汉国控制。不久,安南节度使吴权指挥当地军队在白藤江上打败了南汉国军队。取得这个“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吴权废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
公元968年,吴朝被“大瞿越国”(也称丁朝)取代。丁朝对北方只称万胜王,在内部却已经称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独立。
古代越南实行“北守南攻”战略,千年间国土扩大四倍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研究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部队,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气候,往往是北方军队的克星。那里异常潮湿,半年是雨季,还有外来人难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间被中原人称为“瘴疠之地”。在当地进兵作战,一般都要选择旱季(从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会河流泛滥,许多道路会被淹没成为汪洋。从历史上的战事看,北方军队一般只能选择旱季到此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一旦把战事拖到雨季,往往就会因患病众多、供应困难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纪后期宋朝统一华夏时,灭掉立都广州的南汉国,越国的丁朝国王丁琏也上表称臣,被封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权臣黎桓篡权自立。宋太宗为维护藩属原来的王位而发兵征讨,于981年春以水陆两路进兵安南。宋军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战不利,进入山岳地带陷入伏击,前锋被击败,后续部队又供应困难。安南丁朝见战争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称臣。宋朝进军不得,在北方又受辽国、西夏牵制,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进行过多次战争,深深领会到那里的作战条件恶劣。来自北方的军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战争~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毕竟国力弱小,也难以持续对抗,挫顿对手后马上又表示愿意进贡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于藩属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举北犯,遭宋朝反击后又称臣求得息兵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变法出现内部不稳,率10万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尤其是在进攻邕州(今中国广西南宁)时,由于知州苏缄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并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纪念。1920年,当地人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还被南宁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安南主动进犯的作战和屠杀,显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却一直将主持这些行动的李常杰称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战时南越还有一艘军舰为“李常杰”号。越南民主共和国编写的现代史,虽然也承认是李常杰主动向北进攻,却说什么“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中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像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依照这种逻辑,进入别国都可说成“自卫”。
李常杰组织的这次犯边,自然引起宋朝震怒,随后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和民夫反攻,大败李朝军并进逼升龙(今河内)附近。不过战事进行了三个月拖到雨季之后,宋军半数患病。且因洪水泛滥而粮道中断,李朝军又不断进行袭扰,战局陷入僵持。此时李常杰也明白以本国的力量难以对抗宋朝,认为应乘机议和,“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于是,当李朝仁宗表示愿对宋纳款称臣后,宋军就于1077年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