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议题由于是非分明，牵涉的价值争论较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凝聚。例如洪仲丘事件，民间团体以“公民”身份集结抗议，迅速收拢了社会上对于军中不当管教的谴责，迫使政府做出改革。但有些争议牵涉的利害较不明确，或因技术或专业问题而变得复杂，即很难找到简单的共识，服贸和核电即属此类。这类议题，意见对立的不仅是民间异议者与政府，即使在人民之间，也存在很不同的想法。
然而，在台湾的核电与服贸争议中，人民间的意见差异几乎无法呈现。由於反核与反服贸协议的团体声音宏亮，组织健全，行动力强，他们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的议题思考。这些团体动辄以“人民”自居，垄断了社会的发言，也排挤了其他人的声音。
马英九与江宜桦都是学者气味太重的人，对于“人民”的多样性缺乏了解，也就缺少一种“民粹想像”。也因此，他们面对民间的挑战者，几乎一无疑问地接受对方以全称出现的“人民”身分，任由挑战者界定议题，政府则绞尽脑汁作答。于是，一种虚矫的“官民对峙”，就在少数民间反对者与政府的合谋之下成形。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许多沉默公民的声音就被抹煞;他们对核电及服贸可能是高度支持的，或并无强烈异议反对，却被反对者夺取了发言权，政府也不重视他们的支持。亦即，由于反对者的夺目声势与高亢言行，加上政府与反对者一搭一唱垄断了民主平台，这个社会里很多人的“公民”或“人民”的身分其实是被漠视了。
政治人物的责任，是要经由组织与代言，把民间不同的意见汇整成具有公共意义的民意，经民主过程的检验与讨论，最后形成公共政策。马英九的“领导力”薄弱，在这里最为明显，因为他易於向一方倾倒，这是法匠的通病，也是他必须调整的领导思维。
服贸争议引发学生占领政府机关，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绝不能当成行政层次的事务处理。马英九、江宜桦必须懂得召唤“沉默的多数”，正视他们的愿望，为他们发出声音，这股沉默力量才能成为政府处理危机的後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