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源头上讲，此次学运民进党是始作俑者。由于他们屡屡使用暴力手段阻挠投票(没有投票还有“票决民主”吗?)，令服贸法案迟迟无法通过，最终迫使国民党也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从而引发了这场持续至今、社会代价高昂的学运、社运。
第四个决定学运走向的力量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应该讲，国民党执政不佳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虽然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改善了两岸关系，也从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获利颇丰，2013年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2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已占到总出口的40%，可以说和平红利巨大。但这种经济利好却在分配层次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整个台湾已经17年没有涨工资，年青人的状况更是恶化。反观大陆，尽管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但整体上除了公务员体系工资停滞之外，农民工工资连续十多年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甚至上涨了21%，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退休职工也是连续十年每年上涨10%。与此同时，福利保障也在大幅度推进。
所以说没有民生也就没有民主，马英九的支持率在降到只有微不足道的9%之时，虽然他的合法性仍在，但正当性却已经丧失。所以任何“反马”的运动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即使不合法的冲撞，在民众看来也具有正当性。
只是在马英九看来，他执政以来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绩就是两岸关系，假如他此时退让，他将在历史上一无所有。这里还牵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互信问题。而且七合一选举在即，此时退让，形同选举崩盘。更何况，已经签订的协议从法理和国际惯例上讲也很难退回。之前台湾已经和新西兰签订《台新经济合作协议》，和新加坡签署《台星经济伙伴协议》，这些是否也要修改、做废?还有未来还要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等国际经贸组织，假如和大陆签订的协议废除，不但降低台湾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其国际信誉无存，未来加入其他国际经贸组织将困难重重。台湾就会真的在全球化中永远边缘化。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马英九也知道服贸只是导火索，围绕服贸博弈的背后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是马英九和王金平已经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退让，如果打不倒马英九，他们仍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直到今天，哪怕是学生号召起五十万人在凯道游行，他仍然丝毫不松口。也就是说，台面上对决的学生和马英九，谁都不会让步。马英九或许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学生出错，而学生则期待把危机进一步升级，以增加对马英九的压力。这一切将决定着这场学运的长期性和可能发生意外的突发性。台湾的教训就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种力量没有基本共识，什么制度也无效。
最后一个决定学运命运的就是今天的民众。学运只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形成声势，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学生之所以立场强硬，也和他们的诉求得到相当多民众(虽然未必有他们宣称的七成那么多)的支持有关。
说来难以置信，已经实践民主二十多年的台湾民众，竟然会认同学生违法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反观大陆，知识界、舆论界乃至普通民众难得对这场学运达成负面的共识——只不过有人兴灾乐祸，有人痛心疾首。何以大陆民众的民主素养反而高于台湾?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一个经贸议题却变为撕裂台湾的政治问题。就是一向颇有“民主基本教义派”色彩的法广中文，其驻台记者也发文表示感到难以理解和令人叹息。看到今天台湾民众的表现，不由得令我想起2005年法国举行的公投。大多数选民并不了解欧盟宪法，仅仅是由于对政府不满便投票否决了对法国利益颇有照顾而且还是法国人起草的欧盟宪法。足见民主社会下选民的理性程度。
不过在“票决民主”制度下，要想解决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选民的觉醒。假如随着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理性声音成为主流，学生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这起学运或者能够顺利地和平结束。但如果相反，这场危机同样将长期持续，并有可能步泰国或者乌克兰的后尘。
这次学运，前所未有之处就是首次冲破法治的底线。第二个令人警醒之处则是政党的动员能力大为下降。如果说这个信号在2013年普通士兵洪仲丘之死引发的风暴中已经显现，这一次则更为明显。此次学运虽然得到了民进党的全力支持，但它却被媒体和社会边缘化。凯道五十万人的大游行也不是民进党所能发动的，就是民进党的人参加也要脱去政党标志。这显示了台湾“票决民主”制度下政党的危机。也可以说当民众对政党失去信心之时，“票决民主”制度也就岌岌可危，毕竟这一制度是依赖政党运作的。
我们当然无法预言未来，但冲破法治底线和对政党失去信心，就是今天台湾民主的现状，这样的民主距泰国和乌克兰实在不过咫尺之遥。从这个角度讲，台湾如此性质的学运还只是开始，至于何时才能结束，不妨看看泰国，民主转型了八十多年不还是在原地踏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