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经历五次大选、三颗子弹和两次政党轮替近二十年的洗礼，台湾民主已经度过转型期，正进入民主的深化期。然而，一场突如期来的学运，一下就把台湾扫进泰国、埃及和乌克兰的行列中去。台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转型、民主是否还有可能逆转的疑问便取代了昔日令人骄目的“台湾奇迹”。而对这个疑问的检验，无疑取决于这场改变台湾民主发展轨道的学运如何收场。
虽然民主化后台湾发生过多次学运，但这一次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学生的领军人物不是风云际会大时代所脱颖而出者，而是长期以来从事政治运动的“职业学生”。以林飞帆为例，做为台大政治系研究生，他多年来参加过青年野草莓运动，是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召集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召集人。
“职业学生”和在大时代背景下涌现的学生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在运动之始就有明确的个人政治目的。甚至学运的目的也服务于个人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为什么，此番学运竟然上来就突破台湾民主化以来的法治底线，占领“立法院”。其轰动效应顿时溢出台湾岛。所以学运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和平收场，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利益是否达成。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法律专业出身、看上去对人生和政治抱有洁癖般严格要求的马英九，是绝不可能认可这种公然的违法行为的。
此番台湾学运还有一个不可能迅速结束的原因在于，掌握领导权的学生们均是激进派人物。一方面他们的诉求迅速抬高，从要求逐条审核两岸服贸到退回服贸、要先立法再审核;而且要求对话还设立对方无法答应的先决条件;到后来更以缺乏诚意为由一而再拒绝与国民党对话——尽管一直提出对话的是学生一方，摆出一幅毫不妥协的姿态。另一方面，当学生的条件被马英九首度拒绝后，他们立即以占领“行政院”更为激进的手段回应。当再度被马英九拒绝之后，又立即发动五十万人的占领“总统府”前凯道的行动。
3月30日，台湾电视台航拍的凯道游行场面
台湾九十年代初，也曾发生改变历史的野百合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最终和平收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李登辉主政下的国民党大量向广场派遣温和派学生，并成功地将激进派淘汰出局，掌控了学运的领导权，然后再进行对话——尽管当时学生的诉求也是十分宏大甚至是更为长远的历史性目标，但当李登辉表达接受的诚意之后，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运仅仅六天就顺利落幕。这一内幕还是本人2008年赴台湾观选，与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国民党资深人士座谈时，向他提出疑问才获知的。
对于现在学运的主导者而言，规模越大、时间越久、令他们越长时间停留在媒光灯下，越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所以从内心讲，他们未必不乐见马英九的坚定立场，从而循环往复，一再令学运升级。这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所描述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控制对立双方的激进派。只是令谁也想不到的是，台湾经历二十多年民主和法治的陶冶，激进主义依然如此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