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是许多重大制度安排不合理。比如说，目前收入水平最低农民不仅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政府用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财富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中，一些地方政府用户口制度把农民隔离在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外，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用掠夺性土地储备制度把巨额的农民财富卷入城市、卷入少数人手中的现象。
还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少要素财富分配的有一部分不完全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人获利的工具。因为对这些资源的占有使用并非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而往往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部分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努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使得与权力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其财富持有越来越少、收入分配越来越低，而且导致整个社会官本位越来越严重，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中，如果形成要持有财富就得先追逐权力的导向，负面作用大。
还有，为了提高在计划经济下没有成为收入来源的各种自然资源和资产存量的使用效率，政府通过体制转型进行了国有资产的让渡。如果制度不科学合理在这种资源重新配置中，就可能将矿产、土地等资源转让到个人或集团手中，从而让这些国有资源及国有资产轻易通过权力转化为个人财富。
总之，十八大后要成倍提高广大民众收入水平，不仅在于发展社会经济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得解决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对于后者，就得对国内的一些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就得对政府的职能重新界定、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正是这意义说，如何遏制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将是居民收入水平得以真正的提高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