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
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
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