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或许是个理想主义者,北京会谈跟袁世凯信口开河说他要去修20万里的铁路。在具有丰富行政和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看来,这种胡吹海夸很好对付,就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让他去忙活自己的事;但对于宋教仁这种“议会迷”,袁世凯就头大了。袁世凯曾私下对赵秉钧和杨度等人说:“我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害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用的位置上。”
对这种人,袁世凯只能采取拉拢的手段。袁世凯先是送给宋教仁一本支票簿,“好意”说要替国民党解决政治经费问题,但被宋教仁婉言退回。后来袁世凯又许诺宋教仁当内阁总理,宋教仁一笑置之。
对于软硬不吃的宋渔夫,袁世凯异常恼火。
当时的民国政坛处于“民主共和”的井喷期,只要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喜欢组个党,弄个议员出来,不然你就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据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查证,当时一度有三百多个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