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湖南报纸记者解释，长沙市第一平民住宅，因为是廉租房，租房价格极其便宜，楼下住户每月须缴月租6角钱，楼上5角钱。在月租上，有同事评价说，六七角钱一个月，“以目前生活开支来讲，那简直少得不够买一包令纸香烟。”
当年长沙市政府颁布入住名额有限的第一平民住宅的住户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必须是拆让马路的拆迁户;二、必须是长沙市民;三、有正当职业，且已婚、有家眷者，廉租房不得租给游惰者;四、公务员不得占用廉租房指标;五、家中财产在200元以下;六、有不良嗜好，或从事不正当业务者，不得租用廉租房。
房租越限越高，市民自建小产权房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长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沙城在抗战胜利一年半后，市区住房供应仍然严重短缺，因为城市“房荒”，租金变得越来越高，房客们越来越住不起，如果退佃则在长沙城内根本找不到房子。当年，长沙失业率极高，但要找到房子，比找工作还难。
此时，长沙为方便市民租房，出台了数条《房屋限租令》，如在长沙市区发现有空置的房屋，市民可以举报，并优先享有租赁权，甚至可免去房租。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王东原任命熟悉市政的汪浩任长沙市长。
汪浩上任长沙市长即马上着手解决长沙房荒问题，一是马上修复浏城桥边上第一平民住宅148缝、共计228间房屋，并提议在浏城桥附近及李氏芋园加建平民住宅。
其次，利用美国提供的大量救济面粉，以工代赈，在城市四郊，分建四所善救新村。西郊新村由湖南大学划定校内土地建房，作为该校教职员工的宿舍。南郊新村，利用市产二三亩，建房解决退役转业军人的住房。北郊新村系向农民银行贷款，征集杜家山、龙洞坡山地百亩，建房54栋，命名为善救第一新村。东郊新村系拨用省产打靶场坪地58亩，建房22栋，命名为善救第二新村。善救新村合计安排324户，系公开放租，按申请承租先后秩序编号，当众监督抽签，决定放租对象。也就是说为无房户提供廉租房，让低收入家庭能够有房住。
第三就是引进合作自建房屋，帮助市民团建或团购房屋。
用合作方式“团建”房屋，最成功的一次就是为拆建沿江大道，将愿意拆迁的长沙本地居民，集体迁往湘春路旁的彭家井建设房屋。
先由43户人家集体向市政府承租彭家井公地，自筹资金380万元，省信用合作社贷款200万元，省善后救济署拨发救济物资面粉3吨半，组建集体住宅，定名为彭家井平民住宅公用合作社。社员愿意参加彭家井建房劳动的，可以折合为建房工资总额。
彭家井平民团建住宅成功后，长沙市又先后组建了小彭家井(住户以小贩为主)、富雅坪(住户以贫困公务员为主)、熙宁街(住户以小贩为主)、橘隐园(住户以贫困公务员为主)、伍家井(住户以贫困公务员为主)、水陆洲(住户以划夫为主)等六社的平民住宅建设。合计全市共采取合作社形式组建七个平民自建房屋合作社，建房屋122栋，有社员188户。当然除了彭家井的产权为长沙市所属土地外，其余各处土地归属封建社团所有。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后面6处房屋只算小产权房。
与此同时，长沙市对于各家报纸媒体从业人员也有相当的资助或补助。戴哲明等报人即因此在教育西街自建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