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的一年中，陈璧君曾三次分别搭飞机、火车、汽车回广东，据她自己称：“沿途查察地方、人心、风气，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相了解，舆论的向背和人民的希望怎样”，得出的结论是，“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
有资料表明，陈璧君宁愿妥协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失去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尽管中国军队的广大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以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失误，又不愿充分发动民众起来抗日，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暴露无遗。身处国民党的最上层，陈璧君、汪精卫熟谙内情，对一些高级将领的腐败无能也十分了解，更使他们对抗战失去信心。
晚年，陈璧君曾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各地所筑的据点、要塞、碉堡、空防设备，近路边的稍为坚固，步行深入的便用脚也可以踢陷的。哎，如此工事，十足的贪污，偷工减料可以证明了。我们当时的空军，较之日本，原已很差，而事实的率领者，又为不知军事的宋美龄。南京卫戍司令是唐生智，他的防空室内几变成一个香烟仓库和轻便舒适汽车的橡胶轮胎仓库。我很可以证明他不是准备巡城用的，而是备作逃跑时用的，怎样抗战呢?”“我到广州，党政军和人民代表亲属都相同地对我说，余汉谋因为自己不是蒋的嫡系，他便尽力地拍中央太太们的马屁，为她们当买办，办化妆品和奢侈的食用品。军事则唯香港之命是从，准备来不及时溜到香港。”这里，陈璧君固然有为自己降日投敌的汉奸罪行寻找托词的一面，但确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表露了她和汪精卫等人的一些真实思想：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既不能打，则不如和，继续抵抗只能毁灭国家和民族。
有历史专家分析，陈璧君积极主张对日求和也与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陈璧君始终认为自己和汪精卫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曾为革命出生入死，为国民党作出过贡献。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她随汪精卫几度沉浮，终不如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内的一些悲观失望者，和一部分对蒋介石不满的人，提出要汪精卫想想办法，寻所谓救国退敌的途径，这使汪精卫、陈璧君产生了一种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欲望。既然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必不能取胜，那么与日妥协就是惟一的道路了。尤其是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使汪精卫、陈璧君颇为兴奋。和谈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自然非汪莫属。如果通过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来结束这场战争，汪精卫必然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而主宰一切。
日本深知汪精卫其人，因此竭力利用汪蒋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汪精卫进行引诱。汪精卫对日本有意邀他“收拾残局”感激万分，但又害怕事情办不成下不了台，他召集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商洽对策。陈璧君见汪精卫犹豫不决，便代替他作决定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她还多次前往广州，探听两省抗战的虚实，并约见余汉谋及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等人，争取他们支持汪精卫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