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以连坐治罪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执行中也有困难。按照规定，地方官员查得赌具来自邻县或邻省某地，一旦上报，则本地同僚或邻省官员均要受到牵连，而该官员在官场与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而，一般官员查获赌具，多称为本地所产，以此规避连坐条例并邀功请赏。雍正帝自己也感到：“饮酒赌博亦易犯之事，而将专讯兼辖各官定以革职降调，其处分不亦过乎。”(《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4)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不得不将查赌升赏条例废止。可见，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正是清代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
第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也导致禁赌法令无法实施。清代的吏治败坏始自于康熙朝，乾隆以降，乃成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乃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报告的一起在山西查获赌博案的情形，颇能说明地方查赌的一般情况：“巡察至盂县鹞腾崖地方，于卖烧饼魏姓之家，见有十余人聚赌。臣面问魏姓云：‘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答云：‘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臣又问云：‘衙役稽查如何?’答云：‘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臣又问云：‘地方乡约出首如何?’答云：‘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彼此瞻徇容隐，情景如绘。”(《朱批谕旨》卷139,《朱批宋筠奏折》)
乾嘉以降，赌禁已成“具文”，查禁赌博的官员与吏胥，以得贿为目标，致使所谓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福建汀漳龙道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清末广州闱姓之赌，例行馈赠地方大员竟达数十万两之多。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欲完全贯彻禁赌法令，岂可得哉。
第三，其他影响禁赌法令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上行下效的效尤及赌场应付检查的办法增多等。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导致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这就是雍正帝所说的“游惰”之民。“闲散”人员增多，致使赌博极易滋生。赌博方面的上行下效，也促进了赌风的蔓延。此外，在长期应付查禁的过程中，清代赌场或赌博组织者，已形成一套对付查禁的办法，这些都妨碍了禁赌的有效实施。
晚清时期，赌风泛滥，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弛赌博之禁，开征赌捐，这本是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