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赌风之盛，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形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还有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二是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康熙以降，社会上赌风渐盛，政府也加大禁赌力度，禁赌条例日渐细化，至雍正时成为定制。乾隆初期颁布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禁赌的条例。其总原则是，“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开设赌场聚赌抽头者，分别其旗人、民人等不同身份及初犯或再犯的情节，处以杖一百、鞭一百，徒三年至流放三千里，最重者甚至处“发极边烟瘴充军”和“绞监候”等重刑。官员参与赌博，“革职枷责，不准折赎。”官员开场聚赌，分别其旗员、汉员的身份，均革职枷责，永不叙用，同时对参赌官员的上司亦严加处分。对于造卖赌具，分别其旗、汉身份及初犯、再犯、首犯、从犯，分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流二千里、发边远充军、发极边烟瘴充军等罪。地方保甲知情不报和地方官员失察，亦分别治罪。负有查赌职责的相关人员，必须究问赌具来源，查清者受赏，否则受罚。
清代律与例并用，律条极为繁复，而仅就上述主要内容而言，赌博罪重者可至“绞监候”，可谓严矣。此类条例一直沿用，直到光、宣之际，禁赌条例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大的调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绝赌具的生产与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作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
尽管有如此严厉而详尽的禁赌条例，有清一代赌博非但未能禁绝，反而日益猖獗。清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们对这一问题有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律例中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具文”。赌禁自康熙初就已渐收渐紧，至雍正时期，着力于全方位的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同时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相关责任官员的连坐。然而，实际上雍正朝的赌博仍然是有禁难止，雍正帝自己也承认：“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83)将此类“游戏”与开场设赌及“扎局弄赌”的骗钱把戏不加区别，使得禁赌措施难以具体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