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人评说彭国彦
若仅以碑文“浮征芒银二厘五”而推断彭国彦“中饱私囊”，我们以为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因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附加税多如牛毛，以此加重农民负担乃司空见惯。据国民党邳县党部知情者王仙舟先生说，彭国彦来邳县以前不久，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刚刚结束中原大战，那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策划汉奸搞“华北自治”运动;被派去井冈山及中央苏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多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安内攘外”，必然要加强军事力量，加大军费开支，这就势必加重农民负担。所以浮征芒银，究竟是彭国彦独出心裁，还是奉政府之命行事，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民国政府派系林立，谁马前三刀能耍过去，谁就是赢家。彭国彦一介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已。
况且，对于向来“清廉耿直，洁身自好”(苏州很多文献表明这一点)的彭国彦来说，刚到邳县这个三等小县，又值灾荒之年，就不顾人民死活而横征暴敛大捞油水，也不符合他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肖雪慧先生《历史还在忍辱含垢》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彭国彦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式的书生，曾留英镀金，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因此一上任，便公正从政，秉公办事，甚至释放了一些共产党人。但此人书生气十足，与国民党治下习气无法融合，他多次拒贿，开罪了顶头上司，又断了下面财路。因此，做了三任县长，便赋闲回家。谚云：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但彭氏回姑苏，只落得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依然一个穷书生。日本投降后，彭氏任中央银行专员，应是一个财源滚滚的美差，当时物价飞涨，黄(金)白(银)独秀，中央银行有个不公开的福利规定：行员皆可定期分得小金条一块，转手就可获利颇丰，而此君却认为此乃不义之财，竟坚决拒受。”
现代著名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先生，1934年到1937年在苏州，与彭国彦、许宪民夫妇有过交往(许就是彭做吴县县长时曾向她泄密的那位共青团员，后来两人感情日深，1929年在彭获释后结婚)。冯英子先生在《许宪民二十年祭》一文中说：“许宪民既是一个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县太爷的夫人，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在一起呢?这使我在认识她之前，既有一点久仰之心，也有一点好奇之感。记得第一次应邀到她家中去时，他们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绿水之间，我以为县长先生的公馆，一定是黑漆墙门，铁钉铜环，说不定门前还有一堵照墙，像《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一样。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这次访问，我才发现彭国彦做不成县长的原因：其实此君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虽然在英国留过学，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的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响之下，把一些共产党员放走了。在国民党的官场中，一个这样的书生怎么会受到欢迎呢?又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县长呢?所以，他很快从‘状元’变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够了，我们想，这些平平实实的记述足以说明彭国彦的为官与为人。他虽然在邳县县长的职位上，在县党部派别斗争白热化的激流漩涡中难以立足，除了一方所谓“劣迹碑”而外，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然而根据上述文字不难推断，他会是一个“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的贪官吗?《苏州地方志》谓其“遭诬入狱”，不会是姑妄言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