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战争时，当局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一是歌词不合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二是《国际歌》是外国作品――法国的，怎能用来做国歌呢?因此，他们匆忙地拼凑了新歌词交给作曲家。
斯大林命令由哈恰图良和我合写一首国歌。这个主意愚蠢之至。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同，气质也不同。何况有谁愿意在作曲家集体农庄里干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把两支国歌合成了一首堪称艺术之奇的曲子。旋律是我的，副歌是他的。在配器上我们差一点吵起来。要把两个人的配器捏在一起本来就是蠢事。要么用他的，要么用我的，那就会快一些，要是只由一个人去写，签上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更快当。但我们两人谁都不愿意干。
我想起当年我和姐妹们都想逃避家务事的时候常玩的猜枚游戏。我叫哈恰图良猜我的哪只手里握着一根火柴棍。哈恰图良猜对了，我只好写配器。
共有5首曲子参加决赛：亚历山德罗夫一首，格鲁吉亚作曲家伊奥纳·杜斯基亚一首，哈恰图良一首，我一首，哈恰图良和我合作的一首。
亚历山德罗夫写的那首当时叫《党歌》。斯大林让他们用慢一些的速度唱――像颂歌那样。听完后，斯大林说它是“战舰般的歌”，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布尔什维克党歌》。
评比继续进行。当台上的声响终于停止时，哈恰图良和我被引到包厢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就国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作了深刻讲话。那是典型的斯大林的陈词滥调，我连记都记不住。
突然，枯燥的谈话起了一个危险的转折，斯大林想要表现他很懂配器。显然有人向他报告过亚历山德罗夫的曲子不是他自己写的配器，而是由一个职业改编者写的。很多参加比赛的人也是这样做的，有好几十首国歌的配器是出自同一个经验丰富的行家之手。在这一点上哈恰图良和我是光荣的少数，因为我们是自己写的配器。
一开始，斯大林问亚历山德罗夫为什么他的歌改编得这么差。亚历山德罗夫做梦也没料到这个――与斯大林谈配器。“战舰般的歌”的作者脸色发紫，惊恐万分。可这也正是一个人暴露内心的时刻，亚历山德罗夫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给了改编者。
斯大林对亚历山德罗夫凄惨的辩白感兴趣，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兴趣。注意到了这一点，亚历山德罗夫愈发添油加醋起来。可怜的改编者成了一个破坏分子，他似乎有意把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改编得乱七八糟。
我再也忍不住了，这种卑鄙的表演可能使改编者无缘无故地送命。于是我说，改编者是个优秀的专业工作者，责备他是不公平的。斯大林对谈话中出现这个转折显然感到意外，不过至少他没有打断我的话。
斯大林问我们大家最喜爱哪首国歌，他也问了我。我决定不提我的那首和哈恰图良的那首以及我们合写的那首。亚历山德罗夫的歌我很不喜欢。这样，5首候选歌曲中只剩下一首了――伊奥纳·杜斯基亚的那一首。所以，我说这一首最好，但是我补充说它不容易记住，尽管杜斯基亚是格鲁吉亚人。
评判专家显然认为哈恰图良和我合写的这首最好，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他问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我说5个小时。其实，我们5分钟就能弄好，不过如果我说我们当时就能在这里改好，似乎不妥。所以当我看到我的答复使斯大林很生气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
斯大林一定想：国歌是国家大事，肖斯塔科维奇居然说他只要5小时就能改好，这不严肃。
这再一次证明斯大林对作曲一无所知。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作曲，就不会对我的估计感到奇怪。
哈恰图良和我落选了。哈恰图良后来怪我轻浮，他说假如我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胜了。也许他是对的。
最后，亚历山德罗夫的歌被宣布为国歌。但这首歌并不走运――歌词成问题了。在后来，让人们唱“斯大林培育了我们”成了蠢事，当局已经正式宣布他并没有培育任何人，相反倒是毁了千百万人。人们不再唱歌词，只哼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