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旃“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家住敌区”的亲属经常通过各种办法给其捎寄钱物，其“是否依钱被人收买利用，进行特务活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从张旃调入国营柴油机厂，就引起了厂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对其展开了4个多月的明察暗访。
有关部门在对张旃个人历史问题及家庭社会关系的文字分析材料认为：“一、其家完全是蒋匪反动的高级官员，所以其很小时随其家逃往各地(香港、越南)及蒋匪的根据地重庆盘踞，所以思想上有根深蒂固的反动正统基础。由(尤)其在入中学时参加童子军及军事训练，这说明思想是反动的。二、在四五年(1945年)其看出蒋匪呈腐败的卖国的政府，而组织了自称进步的‘KC党’及‘KC党’报等活动，为什么又参加反苏游行大会及崇拜美帝的民主呢?三、其父逃台及在菲律宾时遗留下来的财产曾一度向我上海人民政府提出这些东西是其父自己的，想为己有”。最后认为张旃虽为青年团员，但为什么全家均已经进入了“敌区”，只他一人留在大陆，是否身负一定使命?颇令人怀疑。(1952至1953年张旃审查材料)因此，应弄清其与在台在美之亲属“是否仍有来往关系，有否潜伏活动”。
张旃在调入国营柴油机厂的初期，可以肯定地说，是抱着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并下决心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作为见习技术员，他业务上比较钻研，曾主动帮助工友修复了一台六角车床，给工厂增加了生产工具。在与工友研究技术时也很虚心，“从不自高自大”，在给徒工讲课时也很负责和耐心(1952年10月30日五车间工会主席张庆文反映)。1952年国庆节时，厂里有一批生产计划，他主动承担了部分任务，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制作和抄写计划。“其生活作风也是正派的，如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由南方带来的旧物”(1952年12月29日安全股雷振海反映)。
张旃一方面努力地工作，以自己积极的表现来谋求组织上和工友们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整个的政治形势并不像张旃所考虑得那样简单，有关部门从未放松对他的监控和警惕。张旃的直系亲属逃台的时候，他还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来说，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亲属们想方设法给他带来钱物，并从父亲故交那里获得资助，构成了他与反动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藕断丝连”，这一切都在组织部门的掌握之中。要想取得信任，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主动地切断与亲友们的一切经济甚至通信往来。在与工友的谈话中他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我念到大学，在我家还是最低的文化程度，我家是个大资产阶级，我和他们很久就脱离了关系。我入团时，相当困难，调查我，我知道这就是考验我”(1952年10月31日团委会白树勋反映)。
1954年前后，张旃曾多次向党支部书记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内容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思想对资产阶级的认识，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彻底决裂”等，表明他在参加运动方面是很积极的，也是想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的。有资料可查的就有1954年1月至4月间的十数件。他自认为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虽然在思想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没有肃清，但是经过解放后几年的教育，特别是到厂后受到工人阶级直接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已基本转到工人阶级里来了。并且自己也下决心，积极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在较短的期间内基本上消灭非工人阶级思想”。
由于他的反动家庭，似乎从他走向工作岗位，就给他带来了“原罪”。因此他感到，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同家庭断绝联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人相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是无形的，由于有他这样的反动家庭背景，几乎所有人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他，疏远他，只有被视为“另类”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他只能从受到同样不公正待遇的同类人当中寻找一些慰藉。因此有人反映说，他“常与较落后的某人和地主子弟常某等人接近，不愿与积极分子和我党干部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