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时揭露的罪行也驱使年轻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网之鱼
德国人再一次遇到了奥斯威辛幽灵后，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
60年代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及职业生涯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踞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未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因为正义之网的疏漏而成为漏网之鱼。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清算。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
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
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对外寻求和解并谢罪
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
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变成恐怖主义，最终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过对老一辈的政治“反叛”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老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成为社会主流，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自觉地将反思历史作为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历史也成为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
“勃兰特之跪”是一个分界线，尽管当时只有一半的联邦德国公民赞同勃兰特的做法，但对以后的发展和影响无疑是良性的。此后响应勃兰特的反思举动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