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过分的是在一段时间里，西德政府甚至不接受二战中因开小差而被纳粹判处死刑士兵家属的上诉，更不为这些士兵平反。理由竟然是依照纳粹时代的法律，反战人士的确犯有“颠覆国家罪”，所以他们是“卖国贼”，而对国家的不忠诚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歌颂叛国者不利于爱国教育，而且赦免反战人士的罪名对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不公平，也不利于提振德国军队的士气。
二、19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认真反省战争罪行
60年代开始，德国开始认真反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盟军纽伦堡大审判对纳粹，特别是纳粹中高层处理的比较彻底，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这就保证了不会有纳粹分子源源不断进入政府。而日本正好相反，60年代大批负有战争责任的军国主义分子纷纷进入日本政经两界，当昔日战犯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战犯的家属和支持者掌握着社会的命脉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点，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
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
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取消了罪行追诉时效
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上作出应对。
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但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有议员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因此应该延长时效，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他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
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1979年7月3日，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
